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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疫苗风波”源自内部人贪腐举报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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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和调查

在收集了相关证据之后,2007年5月25日,陈涛安向山西省纪委、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栗文元,称其涉嫌贪污、受贿、洗钱、霸占市场。本刊记者注意到,在这次举报中,陈涛安并未提及“高温暴露”疫苗之事,举报的主要是经济问题。

同年8月,太原市检察院立案调查栗文元,却因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的介入而搁浅。陈涛安却得到朋友相告,迎泽区检察院正在对他进行调查,理由是涉嫌侵吞国有资产113万元。

2007年9月,陈涛安向卫生部部长陈竺快递邮寄了《关于卫生部部属疫苗批发企业垄断地方疫苗市场的质询书》,提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否是卫生部部属公司”等七点质询。9月15日,他又向卫生部纪检监察司和陈竺举报栗文元。不过均未得到回复。

媒体开始介入此事。2007年9月14日,《山西经济日报》报道了《这个“权”能被“托管”吗?》一文。《人民监督网》亦发表了《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的系列文章。2007年12月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和《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两篇文章,对华卫公司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剖析。

面对纷纷而来的质疑,2007年10月1日,山西省卫生厅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10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关闭。据山西省卫生厅称,是华卫公司提出了中止合同的请求。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召开大会,宣布调查结果:山西省疾控中心二类疫苗的供应合作方式符合有关规定;国有资产没有流失;未发现栗文元有贪污、受贿、洗钱的问题。至于广本小汽车,华卫公司以27万元的价格抵押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作为50万元风险抵押金的一部分,由栗文元使用至2007年10月,之后封存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车库之内。

该调查结果也承认: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财务管理、抵押风险等问题上,栗文元负有一定责任。

但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能令陈涛安满意,于是他继续举报。此后,他一共举报了30多次。

扩大与发酵

由于举报效果不明显,陈涛安不断调整举报方向,“哪些地方敏感,我就举报哪个。谈到要点上,他(栗文元)会暴跳如雷。”

后来,陈涛安的举报转向疫苗质量问题,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也成了举报对象。

在2007年12月17日向山西省卫生厅第三次递交补充材料时,陈涛安才提到了“高温暴露”疫苗问题;所提及的也仅是“疫苗长时间常温停放,药效很值得质疑”,并未质疑其安全性。

2008年5月,看到公开举报内容的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村民易文龙联系上了陈涛安。易文龙的女儿2006年12月8日接种流脑A+C疫苗后,患上了“继发性癫痫”。陈涛安随后联系到更多的患儿家属,他们都怀疑自己的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受到了损伤,却苦于长期得不到权威解答,也找不到维权途径。

面对压力,2008年11月,山西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对五例患儿做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界定结果称其中四例排除与疫苗接种有关,一例虽鉴定为异常反应,但不属于“高温暴露”期间提供的疫苗。

陈涛安则指出该鉴定不足为信。一是鉴定专家不是由患儿家庭抽取,而是由卫生厅选派;二是七名鉴定专家中有三位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人员,违反了回避原则。

他还认为,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疫苗在接种过程中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在贴标签的过程中经历过“高温暴露”的疫苗已属不合格疫苗,根据规定应该予以销毁。因此,怀疑因接种不合格疫苗而受到伤害,应该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非异常反应鉴定。

复旦大学医学免疫学主任熊思东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如果疫苗没有按照冷链的要求进行储存、运输,可能导致疫苗免疫效果降低或疫苗中的蛋白质变性,成为过敏原,“会带来安全上的不确定性”,不应继续使用。

然而,已作出鉴定结论的山西省卫生厅,并没有理会患儿家属的主张。2009年1月20日,易文龙一纸诉状将山西省疾控中心诉至太原市迎泽区法院。但至今已过一年多,法院并未给出立案与否的明确答复。易文龙为此每隔一段时间就到迎泽区法院门口“击鼓鸣冤”,为此甚至专门在迎泽区法院附近租屋居住。

2009年底,栗文元离任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出国探亲。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收集到74户家庭的患儿资料,并对其中36名患儿家属进行了面访,然后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系列报道,其中详细列举了15名疑似接种疫苗后受损的患儿资料。

该报道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切关注。

僵局未了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系列报道发表的当天,卫生部发布通报,要求山西省卫生厅尽快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新的情况。

但山西省卫生厅依旧坚持生硬态度,于3月17日晚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前述“报道基本不实”。3月18日,新华网又在首页发表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疫苗事件”的访谈,题为《还原“山西疫苗事件”真相》。该报道没有具体记者的署名。

在这篇访谈中,山西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处处长李贵称,卫生厅对报道中涉及的15个病例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所能找到的10人中,只有一人被鉴定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但接种的是一类疫苗,不属于报道中所说的所谓的“高温暴露”期间提供的疫苗。这基本与2008年卫生厅的鉴定结论一致。

此外,李贵还引用昔日的“调查结果”来答复公众,称卫生部于2008年11月协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所谓的“高温暴露”A+C群流脑疫苗、乙脑疫苗和乙肝疫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全部合格;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于2007年11月在对疫苗进行例行检查时,也抽检了“高温暴露”流感疫苗,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中国经济时报》和记者王克勤随即发表回应,强调疫苗品质问题的出现与几十名患儿的死、伤,在时间上关联度甚高,不能排除其存在内在相关性的可能。他们呼吁中央介入调查。众多媒体和社会公众也纷纷加入质疑山西方面的行列。

3月19日,北京律师李方平向山西省卫生厅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出四大类14项申请。与此同时,患儿家庭、媒体记者开始赶往太原,等待见证事情的最新进展。

此时,每当有新的患儿家长找到陈涛安,他都会叮嘱他们,准备两份材料,写明自己希望有什么处理,然后用特快专递一份寄给山西省卫生厅,一份寄给他。3月21日,陈涛安和数名已公布联系方式的患儿家长,都收到了恐吓短信。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山西省政府3月22日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述了疫苗合格的结论,并称已紧急组织专家组进行核查。整个发布会历时仅20分钟左右就草草收场,引发了与会上百名记者的不满。

就在同一天下午,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峻受命兼任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3月24日,一份由山西省专家组出具、名为《关于网络报道15名儿童的基本结论》的文件即已传出。该结论称,媒体报道中涉及的15名儿童中,一名无疫苗接种史;八名儿童接种的是一类疫苗,不属于华卫公司管理,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三名儿童接种的二类疫苗是当地市、区级疾控中心自购疫苗,也与“高温暴露”疫苗无关;最后三名儿童接种的是华卫公司在2006年供应的第二类疫苗,但是不存在贴标签问题,因为贴标签是在2007年4月开始的。由此判定,这15个病例和所谓的“高温暴露”疫苗无任何关系。

该结论还提到,贴标签是在疫苗入库或出库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根据《药典》,疫苗在37摄氏度条件下保持48小时至七天,不影响疫苗的质量;同时,华卫公司的疫苗在2007年至2008年间两次抽检结果完全合格,由此得出山西供应的疫苗是安全的结论。

但令人不解的是,山西省2006年即已出现“贴标签”的二类疫苗,该结论却称贴标签从2007年4月开始。而且,按照王克勤和陈涛安的调查,田建国掌控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后,中心惟一的一辆冷藏车的冷藏设备就坏了,田建国一直未予修理。直到华卫公司撤离,车才被修好。“这样的车拉着疫苗,就像在闷罐里。”陈涛安形容。

若果真如此,用这辆车运输的一类疫苗虽然没有被贴标签,却同样可能“高温暴露”。以接种一类疫苗为由进行否认,理由并不充分。

针对目前山西省正在进行的官方调查,舆论普遍认为,当事部门自己组织专家进行的调查既难以服众,也有推卸责任之嫌。要想弄清事实,必须有独立第三方介入调查。

2010年3月23日,位于山西省疾控中心大门外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办公室,已重新开始办公。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与华卫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已经允许各市的疾控中心自己向企业购买二类疫苗,而一类疫苗则交由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供应。已经消失了的华卫公司及其幕后人员,仿佛可以继续置身于这场纷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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