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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如何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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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真实的选区和选民的对应关系与授受关系,是避免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不再“雷人”的制度前提

原标题:如何代表?

□ 许章润 | 文

同往年一样,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仍然有一些代表、委员发出了一些听似滑稽、不着边际的声音,引发舆论热议。

历数积年提案或者议案,也多有“花边提案”与“秀场提案”者。前者,例如倡议“相声要进小学课本,从娃娃抓起”“立法限定公务员的体重和腰围”、提请“雷锋精神申遗”等,还有“中国女人外嫁,外男必须先予担保”等荒诞不经之议。后者则多为急就章或应景文,人云亦云。甚至有代表直接抄袭网文转为议案,媒体称之为“注水提案”,可谓恰切。

往日媒体开放程度有限,究竟提出了何种议案提案,外界多所不知。如今大门开缝,窗口有隙,民众遂能一窥究竟,忍俊不禁也是情理之中。

其实,议案或提案“雷人”,无分中西,所在多有,原是民主体制下利益分趋、意见多元乃至“五花八门”的常态。但即便如此,太过离谱,却是选民不答应的。毕竟,纳税人在掏腰包,岂能坐视公帑靡费,制度资源流失。更重要的是,“两会”如此议案提案,展露的不仅是衮衮诸公的心智、德性难恪其责,更透视出当下中国人大体制本身存在深层次问题。与其詈议相关代表委员,毋宁深究体制缘由。

如果我们不能认同人大和政协是“清谈馆”或者“橡皮图章”,那么,按照立法原意,“代议”和“审议”为其制度合法性所在,也是其正当性愿景。就代议而言,人大的基本制度用意,在于提供一种格局,好让各种利益和意见的代言人同堂博弈,公开较量,和平竞争,在分配正义的框架中考量各自的利益边界,于宪政体制下决定各自的攘让进退。因此,其所议论或者提议的,并非仅为一己之见,甚至于不一定是自己的真实意思;相反,却必定为特定群体的心声,代表的是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旨在求得立法解决或者政策关注,形成利益分配的公正格局,将分配正义形诸规范的编订过程。也正因此,在他或者她的背后,是否站立着这样一群授权民众,是否真正委托其代传心声,遂成关键所在。否则,虽申言“代表”谁谁,可既无授权,亦无认同,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无的放矢。

换言之,存在真实的选区和选民的对应关系与授受关系,是避免提案议案不再“雷人”、防止“两会”变成“联欢会”的制度前提。传统上,“两会”代表和委员多为党政官员,其余为成功人士,主要含括企业、文体、宗教和学术四界,同时虑及“工青妇”、少数民族、统战与“模范”等各类需要。

这样,虽有真实的“名额分配”,却少真切地对应选区与选民,代表、委员更多地只会“代表”自己,甚或连自己也“代表”不了。而亿万选民也闹不清究竟谁在代表自己,或者,自己是否曾经让他或者她代表过自己。彼此既无切实制度性沟通,亦无诸如开大会为选举造势这种“剧场性”联络,也没有常见的“拜票秀”,他们提出那样的议案提案,也就并不意外了。

一言以蔽之,人大制度旨在“代议”,当下的现实是“代议无着”。

在中国现行体制中,人大与政协构成了中国式的民主框架。但是,不论人大还是政协,尤其是人大,不是简单的“献计献策,集思广益”的机构,而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按照宪法,可是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的。

职是之故,数千代表委员,纵有良知,也还要有良能,才能确保恪尽其责,不负重托。比如说,人大“审议”,预决算是为大端,只有掐住“钱袋子”,才能驾驭权力的笼头。换言之,“精英议政”是中国式民主不能回避的应有内涵,其所回应的是“全民参政”的开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担当治国大业,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艺。它们正为铺排人间秩序的决断之策,恰属打理人世生活的立法理性,不是“跳得高、跑得快、唱得圆润、赚得钱多、人靓听话”就能行的。按照目前的“名额分配”产生的代表与委员,恰多为此类,纵有“良知”,也无“良能”来议政,最终结果必然是“审议无力”。

由此,“代议无着”与“审议无力”拷问的,是代表和委员的遴选办法与产生程序,而催逼出的是社会利益发育与政治多元格局的问题。这意味着于培植多元主体的进程中形成职业政治代言人,不仅在于使“审议有力”,更主要是形成“代议有谱”的授受关系。

此即特定公民亮明身份,摆明立场,讲清理据,接受特定选区的选民甄选,誓为其利益代言。特定选区的选民经由考选,觉得此君堪为造就之才,于是一人一票,委托其代行言责。如此这般,两相情愿,蔚为谱系者也。倘若“此君”阳奉阴违,或者言不尽责,则下回不选他,重换一个了事。将近十年前,曾有“专职委员”一说,可惜,他们全都成了专职官员,则代议何在?

在此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的“人民”概念,有望经由一系列具体指代而步步坐实,于人民共和的格局中,实现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

细言之,凡此中国时空内的每个人,首先是中国的“国民”,同时为特定族群的“族民”,也是居家过日子的“市民”。但他们更是“公民”,并表现为兑现公民身份的“选民”。公民之为公民,必得首先具体落实为选民,否则,不仅“我”无法进入政治议程,“他”也不会听我的。

如果说共和国是一种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那么,公民的尊严,使得公民们能够分享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便是这理想中最为亮丽的部分。这一切,需从落实“选民”内涵、编织“代议有谱”与“审议有力”的政治格局起步。(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背景

“两会”争议语录

本次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言论,语惊四座,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3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时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

于再清没有点具体运动员名字,但在冬奥会上夺冠的周洋被卷入其中。此前,18岁的周洋夺冠后曾当众表示,希望能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先感谢国家”言论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周洋。不过周洋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改口了,在新的感言中,她把父母排到第五位。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朱军,3月5日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对山东大学生当掏粪工表示支持,并称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的意义,恰体现在“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因为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从而将“使中国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掏粪”。

此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此后朱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自己实际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大学生能够放下身段从基层干起,值得鼓励;二是如果这是无奈的选择,社会应该反思大学生就业问题。

朱军的前同事、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政协文艺界分组讨论会上表示,“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并称自己“爱国”,“不添乱”。这也引起舆论“炮轰”。

倪萍此后解释说,自己参加政协以来都是投赞同票,是因为“真实地赞同”,并以家庭做比,称要体谅“父母”的难处,“我们当然知道发达国家的优势,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他们不会给我们管饭吃,所以你得跟父母一块。”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政协大会发言时建议,为“黄色”正名。他说中国是最不宜将“黄色”作为色情、低俗淫秽的代名词;建议将“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社长张晓梅,在博客上公布了一项实行“女性家务劳动工资化”的提案。她建议《婚姻法》明确家务劳动补偿的相关因素。去年“两会”上,张晓梅提出的“四天半工作制”也曾引发轩然大波。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则提出“关闭社会网吧”的提案。严琦称,目前网吧已成社会顽疾,应该下猛药,由政府出资开办公共网吧。此语引起巨大反弹,陶然居公司的网站曾因此被黑。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刘庆宁提交了“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议案。他认为,不依法信访已经“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建议对信访时喊口号、打横幅、散发材料、静坐,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非法聚集、滞留等20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并依其严重程度,处以3年以下、3年到7年、7年到15年有期徒刑。(本刊实习记者高玉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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