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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移民多次搬迁 补偿被执行不同标准

2010年03月07日21:35瞭望新闻周刊张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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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淅川县。一位移民将几年前亲手做的几张椅子最后放上卡车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走向了家中那只狗。这只狗已经陪伴他5年了,一向非常听话。但这一次,它却低叫着躲开了。他摇了摇头,说,连狗都不想走啊。

不远处,村长正带领着村里的一千多个村民,向着村子方向跪了下去。在他们的身后,一辆辆卡车已满载家当。车头和车身上,写着“移民光荣”的红布在阳光下红得耀眼。再过一会儿——2009年8月的一天,他们就将离开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南省淅川县,驶向五六十里以外的邓州市孟楼镇。这个距离,对于很多从未出过远门的老人来说,显得过于遥远。

此前,因为丹江口大坝的建设,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数次搬迁。这次,由于丹江口大坝坝顶将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风浪线172米,他们再一次成为移民。

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的一个缩影。随着南水北调工程进展,湖北、河南两省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库区移民和干线征迁工作,涉及32.8万人,其中约23万人需要外迁。2010年年初,《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出发,经由湖北、河南、河北三省,对南水北调中线库区移民和干线征迁工作追踪采访。

搬了数次的移民

1959年,淅川县香花镇张义岗村的小万,和县里数千名同乡一道,穿着军衣,迁向一个他们年前刚知道的地方——青海。听说朱德总司令也在那里,小万异常兴奋。根据有关安排,长于算账的他,在那里负责统计工作。

但是,到了青海以后,小万才发现,那里的环境和河南差距太大了。此前从没出过远门的他,遭遇了人生最严重的水土不服。一方面,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迥异,用小万的话说,他干脆就很少和当地人接触;另一方面,那时候,国家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生活资源非常紧张。正长个子的小万,和同来的老乡们一起,每天在食堂吃点馍、喝点汤。

1961年,小万回来了。用他的话说,在那吃不习惯。

不少人也开始逃回到淅川。

这就是小万经历的第一次移民。1958年,当听说可能要去青海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移民这个词,他们称之为“支边”。也就是那个时候,丹江口大坝开始建设。此时,距毛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一构想,已有6年。

回去后的小万,在一次次的移民搬迁中,慢慢地变成了老万。除了支边移民,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两次。1969年,丹江口水位上涨,老万的房子马上就要被淹没。于是,老万和其他村民一样,自己扒房子自己建房子,赶紧后靠到岗上,搭了间草房,当地人称之为“庵子”,只有门,没有窗子。其时,老万已经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四年前,他娶了媳妇,很快,夫妻二人育下了两个孩子。冬天的时候,庵子透风,两个孩子冻得哭个不停。老万就在庵子里生火,让一家四口烤烤火。

“1971年,国家又让挪一回。”老万接着说,那时,也是“原扒原建”。

2009年年底,年近70岁的老万再一次搬迁。这一次搬入地是邓州市孟楼镇。这已经是他人生中的第五次搬迁。他的新房子是一座二层小楼,厅堂的正中央,挂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回想起历次搬迁,他对这次非常满意。

但是,不少即将搬迁的老人,仍然心有余悸。

在淅川县老城镇穆山村,本刊记者看到,村里的房子大多破旧不堪,有的房子后墙还支撑着棍,以防倒塌。村支书全玉建介绍说,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严格控制丹江口库区淹没线以下区域人口增长和基本建设的通知》(国办发[2003]12号),要求“在丹江口工程区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擅自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凡违反规定的建设,拆迁时一律不予补偿。“停建令”下发以来,村里再没建过新房子。

再加上得知要搬迁了,村民也多半不愿修缮自己的房屋:“一到下雨天,上头大下,下头小下(当地方言,指屋子漏雨),太危险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村里所有人都想搬出去。记者了解到,一些年轻人出于生活和发展的考虑,大多积极搬迁;但是,一些年龄较长者,则犹豫不决。

村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太太说,今年她已经78岁,“一搬三年穷”,而她已经搬了3次。眼下,他们村将搬往距此逾500公里的郑州市中牟县。“看电视上播《夕阳红》时,那里的老头老太太过得不错,但我还是不想搬。”老太太说。

她向记者回忆,她先从老城镇搬过来,随着水位的上涨,她一家逐渐往坡上靠。“水位最高的时候,曾经‘撵’到157米。”此间,她家和老万一样,也曾住过庵子,而且还住过两次。

那时,老太太的丈夫还在外地工作,老太太一人既要挣工分,又要照顾孩子。冬天庵子冷,被子又少,孩子们受了不少罪。

1970年,搬到现在住的房子,砖木结构。不久,她生下了自己最小的儿子。如今,这当年的小儿子已年近40。

全玉建说,1960年搬迁的时候,他才6岁。他很理解村子里那些不愿搬家的老人,用他的话说,“他们都搬怕了。”上世纪80年代搬迁时,国家给的补偿款少,一个人只有一两百元。村里的人们都是自己扒房子、盖房子。

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丹江口库区,有些村民甚至搬迁过六七次。

移民的一笔账

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出发,不到10分钟车程,就到了柳陂镇。镇移民指挥部工作人员陈照权告诉本刊记者,大坝加高以后,“柳陂镇基本全淹,”包括正在行驶的209国道的一部分。

镇长秦子胤对记者说,柳陂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距十堰市区15公里,距郧县县城5公里,属于典型的“一肩挑两城”。而且,当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依托于此,当地农民大多种有蔬菜,镇内建有十堰市“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产业化较高,是郧县的经济重镇和农业大镇。秦子胤表示,2008年,柳陂镇居民存款达2.6亿元,相当于人均存款5000元。

在挖断岗村,一位从事柑桔加工的业主告诉记者,他本人既种蔬菜,也加工水果。根据他的经验,一亩地的大棚蔬菜,刨去成本,每年可以赚5000元~7000元。

当前,村里人担心的是,第一,安置地能否发展蔬菜产业?第二,种了菜能否卖出去?第三,他们担心到了迁入地汉南以后,不会种那里的棉花。

大棚被淹还带来另一个结果。上述业主表示,村子里很多农户当初建大棚时,都是从信用社贷的款。目前,这些贷款还没有还完。“前段时间,上面已经催了好几次,将来这些钱谁来还,怎么还?”他说。

丹江口库区是我国柑桔生产的最北缘,柑桔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淅川县委书记袁耀生说,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共淹没淅川良田50多万亩,后靠移民只有上山发展林业。经过30多年的开发,淅川桑、桔、油桐等经济作物已成规模,但国家规定,在172米水位线以下的,国家给予补偿;而在水位线上的,即通称的“线上资源”,国家则不给补偿。许多“淹房不淹(林)地”的移民人要走,可林子带不走,损失不小。据测算,淅川库区淹没线以上林地的价值大约30亿元。虽然有人建议采用转让林权的办法解决经济林木变现问题,但一时难以找到买家。

十堰市移民局副局长张玉水告诉记者,2009年丹江口库区试点移民时,很多地方都遇到了线上资源“卡脖子”的问题。他表示,事实上,在三峡移民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张玉水说,鉴于丹江口水库的特殊性,国家和湖北省政府都给移民群众提供了很多优惠措施,各移民安置区在建房、就业和产业发展上也尽其所能。但库区地方政府在组织动员移民外迁工作中,十堰部分淹没区百姓仍不愿搬迁。其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百姓的收入水平并不低。凭借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库区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种果树,山下种粮食,河里捕鱼虾,有些农户家里还发展有养殖业。再加上出外打工,多数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受库容量影响,每年农历6、7月,丹江口库区水位升高,淹没线内的一些土地被淹。农历8月以后,水逐渐退下,那些土地又露出来。这些地,当地人称之为“消落地”,也叫“落差地”,或者干脆简称“河地”,以和坡上的“山地”对应。山地和河地加在一起,穆山村每人平均三四亩地。

冬天,村民在这些自然形成的肥沃“河地”上种上麦子,第二年农历五月份收割完了。有些善于抢天时的农民,在地里种上苞谷,涨水的时候,用旧轮胎当救生圈,在水里飘浮着收获苞谷。

村民老李一家5口人。种有15亩地,其中有10亩是消落地。每年丰水期,水正好淹到他家门前。15亩地加一起,老李一年收入两万多元。他说,“除了消落地,剩下的5亩地一般产量每亩800多斤,再除去种子肥料钱,实际上没多少收入。消落地不用上肥料,一亩地能收1000斤左右。”

而且,这些消落地完全在政府征税范围以外。2005年以前,农业税还没取消时,消落地已经不需上缴公粮了。而搬到新地方以后,每人就只有1.05亩地。

除此以外,由于穆山村离街比较近,村里有些人就到街上做些生意、卖点手艺,实在不行就种点菜,再不济就卖鸡蛋或者扎笤帚卖。到河里打鱼捕虾,一斤几块钱,一天打三五十斤,对当地的渔民来说并非难事。有些年轻人则出去打工,节省点的,每年给家里寄上一两万元,对于中部农村来说也算一大笔钱了。媳妇们则从外面取来经线和纬线,用蚕丝织毯,两人一年织一张大毯子,又能赚万把块钱。

令人费解的不同待遇

赵显三,原为南阳市下属的县级市邓州市孟楼镇镇长,因为在试点移民工作中表现出色,不久前刚升任为邓州市副市长,主抓移民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有涉及领域,河南省全部囊括。从移民征迁来看,湖北省只涉及库区移民,却没有干线征迁;河北和北京则根本没有涉及库区移民。而河南,则是两者兼有。

根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相关规定,丹江口库区农村居民房屋补偿方式为,砖混结构的正房为530元/平方米、砖木结构479元/平方米。但是,和城镇拆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相比,标准就不一样。

不仅如此,库区移民可以享受每个人每年600元的后扶经费,但是,干线征迁涉及的移民,却没有上述经费。

“同样是为南水北调工程搬迁,待遇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河南省有群众向记者反映。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记者了解到另一个让当地人不解的“待遇”问题。2009年春天,石家庄市中线征迁过程中,恰逢石武高铁征迁。当地群众反映,石武高铁的土地补偿标准要高于南水北调中线征迁。

对此,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一一作了分析。对于水源地(指丹江口库区)和干线补偿之别,张基尧表示,水源地移民和干线征迁是不同的移民方式。水源地移民属远距离搬迁,土地需要重新调整,所以要实行“先搬迁后扶持”这样的政策,后扶经费较大。干线群众则不存在远距离搬迁,“因为干线就是一条线,一个村子也就几亩地被征用,村子内部就可调整,因此也没有后期扶持政策。”

另外,针对干线征迁补偿和公路建设征迁的差异,张基尧告诉记者,这主要源于国家政策的差异。他表示,当前,我国在铁路、公路建设征迁时,执行的是《土地管理法》,即依法征收集体土地,要按被征土地的区片价乘以被征土地的面积计算土地补偿费,山区未利用地和坝上未利用地按征地区片价的60%执行。而水利工程则按国务院单独制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土地补偿费为被征土地所在乡(镇)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

张基尧透露,在给农民的补偿标准上,铁路、公路的补偿确实高于南水北调,但是,前者的耕地占用税的标准很低,每平米只有2元。而南水北调耕地占用税的标准则为每平米30多元。“从总量上来说,南水北调没少用钱,但是耕地占用税是在地方政府的口袋里,补偿是在老百姓口袋里,现在关键是怎样使不同的渠道糅合到一起。”

张基尧表示,南水北调第四次建委会上曾明确提出,对于同地不同价的差异,由地方利用耕地占用税和自有资金协调解决。他认为,这就是“从政府口袋里掏钱补偿群众。”

“国土资源部现在正在修改土地管理法,初稿已经出来了。”张基尧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透露。

尽管如此,多位基层移民干部仍反映,在移民和征迁补偿上执行的不同标准,同属国字工程,征迁赔偿款的差异,给基层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

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郭庚茂“参谋”出了一个思路,针对丹江口库区移民强力要求尽快搬迁的呼声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提出的中线工程2014年实现通水的目标,河南省打算“四年任务、两年完成”。

随后,徐、郭二人分头调研,郭到移民区去了两次,问移民是否愿意提前搬走。郭最后一次去调研时,座谈会开到了晚上11点,当时认为搬迁工作不能再往后放。

2009年7月份,这一口号在文件上得以确认。根据这个意见,第一批移民搬迁于2009年10月启动,2010年8月完毕,总共6.49万人;第二批于2010年5月启动,2011年4月搬完,共8.61万人。此前,试点移民已于2009年8月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省政府移民办主任王树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自从1990年长江委在丹江口库区初步调查以来,有关搬迁的消息就一直弥漫在南阳市浙川县。20年来,老百姓一直持等待观望的态度。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移民群众急于搬迁,早搬迁、早稳定。基于此,移民出身的郭庚茂,深知移民苦衷,决定把事情做在前头,争取主动。

为了确保“两年完成”的进度和质量,河南省有关部门不定时地到各县市里抽查、暗访。落后者往往会挨批,并被要求到南阳市说明情况。

2010年1月,河南省副省长刘满仓到新乡市获嘉县一个移民安置点暗访。其时,施工队要求每平米要560元,村民认为造价太高,就此耽误了半个月的时间,对于试点移民一些具体问题也跟踪服务不够到位。刘立刻把新乡市市委书记叫了过去。当晚,新乡市对移民办领导进行了调整。

省里的重视让王树山很有信心。他表示,目前,“第一批63个新村的建设争先恐后进度,超过预期;第二批正规划设计,只要国家资金有保证,5月份启动不存在问题。”

不过,这一要求也无形中给河南省移民干部施加了一定压力。当地移民干部表示,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容易爆发,稍有不慎,易发生重大事故。过去三峡移民中,农村移民30多万人,共搬了17年;小浪底移民中,河南山西两省搬了13年,共20万人。而现在,仅南阳市浙川县一个县,就有16.2万的移民任务,需要在6个省辖市25个县(市区)安置,其中,9.9万人为南阳市内安置,是河南省唯一迁出区和主要安置区。

湖北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曾和省内移民干部表示,外迁移民必须在2010年8月31前完成搬迁,并在安置区开始新生活,不能耽误9月1日孩子们新学期上学。否则,“不仅在河南面前没面子,在国务院也交不了差。”

和“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相对应,湖北省提出“移民工作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的总体安排。湖北省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0年,河南、湖北两省移民工作难度都很大。

湖北省有移民干部向记者反映,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四年任务、两年完成”,有利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回暖,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也能起到助推作用。但是,将如此重大的移民工程大幅压缩周期,对其他地区形成了较大压力。他表示,当前,在积极推进的同时,应该加强忧患意识,谨防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因考虑不周而成为隐患。

移民迁出以后

按照湖北省移民政策,移民迁出以后,每人补1.5亩土地,这些地解决吃饭问题尚可,“搬得出”容易,“稳得住”相比较还可以,但“能致富”则并非易事。十堰市扶贫办主任王建军说,“搬出去可能就意味着贫困。”

和湖北不同的是,由于河南省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对移民规划的生产用地只有1.4亩。如果是水田或水浇地,则只有1.05亩。

说到土地,南阳市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齐声波满脸愁容。他说,移民迁入以后,对迁入地造成较大的土地压力。一方面,移民迁入需要调地,由于我国的政策是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当地很多人不愿意调地;而且,调一亩地基本上要动15亩地,工作量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南水北调沿线本来就涉及一个“耕地的‘占补平衡’”问题。齐声波说,按照国家要求,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但是,南水北调作为国家的重点工程也要支持。南水北调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占一些好的耕地,对此必须“找补”回来。当前,南阳的土地已开垦殆尽。在此基础上,南阳还要“内安”9.9万库区移民,“这十几万亩的土地需求,需要从原有居民用地中调整出来,确实是一件难事。”

“移民的迁入确实给当地带来争地争资源的问题。”赵显三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邓州市就有1.8万多移民。随着繁衍生息,现已发展到2.8万多人。这一次,邓州又要接受2.8万人。

“实际上,这2.8万人的数字,接收下来肯定要突破3万人。”赵显三以张义岗村为例表示,一开始报的数字是935人,实际上接收的是1036人。其间,有正常生育的,“也有突击生育、突击娶媳妇的。因为娶一个媳妇也算一个移民,占一份补贴。”另外,移民的迁入,也加剧了当地的就业、入学等一系列压力。

其次,从试点开始,现在的移民诉求多元化给当地政府带来一些无奈和困惑。赵显三表示,移民来了以后,需要当地政府提供一种“保姆式”的服务。但是,当地政府给的钱有限,投入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而且,移民家庭状况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

再有,稳定和消除隐患的压力很大。赵显三表示,当前,移民迁出以后要过的生活基本是一种城市化的生活,喝水、吃菜、烧火做饭等等需要拿钱去置换,这与移民的收入水平不适应。另外,当前少则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大点布局移民方式,容易使移民形成一种力量,并因此很难和当地融入。如果因此而孤立起来,会对环境、社会、生活、生产形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王树山认为,工程移民,尤其是水库移民问题常被称为“世界第一难”。各级党委、政府对于移民工作非常重视,对于当前的矛盾和困难也心中有数。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化解以上问题,保障移民群众的权益,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举全省之力,搞好移民迁安工作。

首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针对性地给移民提供生产、生活发展的良好环境,尽可能把好的土地给移民,尽可能地靠路边、集镇,把移民安置在交通发达、经济基础好的地方。

其次,把当前的移民新村建设工作和城镇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争取一次规划、一步到位,将移民新村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从根本上改善移民群众的生存环境。

第三,走开发性移民之路,使移民更加充分地就业。

第四,把移民政策和地方配套政策结合起来,发挥政策集成效益。使移民群众从搬迁安置中受益,尽快稳定下来,并跨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河南省已经制定了实施方案,全省36个厅局都拿出了具体的配套政策,并组织25个厅局成立了包县工作组进驻移民迁安县市,落实资金,落实项目,落实政策,督促指导移民迁安工作,积极主动帮扶移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责任编辑:calvin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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