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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专家:未来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

2010年03月06日22:46人民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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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今年报告比较短。9点钟开始一般都是要到11点半,今年11点就结束了,电视直播就要填补后面的空档,报告确实比较精简,但是内容并不少。

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讲到今年全国130万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那些工伤人员以前可能是国有企业,可能是工矿的,工伤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企业可能也不在了,社会上谁来管他?现在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对130万人来说,他们能够尊严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

蒋兆勇 :现在的民工好多没有国民的待遇,其实中国这些年的奇迹是这些民工创造的中国奇迹。低成本的,低人权的优势不能够再继续下去。

社保也没有,工伤也不管,这样如此的高房价让多少人有尊严,我说高房价叫联合收割机,把有一点钱的人弄得没钱,刚毕业的这些学生,刚出来的就变成负债的房奴,何谈尊严。

曹景行:怕失去工作,在公司里面也很难谈尊严。

政府加大民生投入代表国家基本政策的调整

曹景行:李教授,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去年已经开始倾斜了,今年力度更大,它的含义是什么?

李炜光 :我看重的就是它战略上的重新调整,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要对基本政策做一些调整。

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有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要做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它在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的比较快速的增长以后,就形成了这种国民之间的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富的太富,穷得太穷,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情况下就已经不能够只抓速度了,你要再去拼资源,拼人力,低工资,低成本的发展,已不能够保证增长质量了。即使要求还是原来那种速度,已经做不到了,而且社会开始不稳定。

你想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中国将来的高增长是很难保持下去的。

日本当年看到这个危险了,所以它在政策上就来了根本性的调整,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收入都往上增长一倍,使得低收入者一系列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社会的矛盾也开始平复了。60年代后日本迎来了经济起飞的阶段。

中国其实这些年的增长确实很快,即使是经济危机时它还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在递减,你再求那样高速度的话,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来了以后,不得不投入四万亿,甚至加上银行贷款十几万亿的巨量资金投入,才能换来8.7%这样的增长速度。而收入差距依旧,我们的经济结构依旧,产能过剩依旧。

我们现在有些政策实际上在挤压中等的阶层,中产阶级已经遭到挤压了,城市贫困者,每天人们就是拼了命的工作,收入不高,还得为房子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去奋斗。这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人们的心情。

我们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再往前走必须要调整基本分配政策。分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分配权利,谁能决定这个分配,这必须要逼着或者是促使中国要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路。

再有一个就是分配的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我通过财政、金融还有一些手段可以使得社会公平的速度加快一点,使得社会变得公平一些,它才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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