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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李曙光:治吏比治民更重要

2010年03月05日17:27正义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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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治吏比治民更重要

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曙光

温家宝总理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作了《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的同时,也对今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作了部署和安排。腾讯网联合中国网、正义网广邀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就报告中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政策规划进行解读,以下为连线实录:

主持人: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提出了要特别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这块我们以前一些立法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提出这样的提法,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李曙光:这确实是我们改革下一步遇到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性的瓶颈。以政府为中心的改革,应该说我们这些年推进得还是比较慢。政府推进改革,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依法行政;第二个是责任政府;第三个就是法治政府。

中国现在还在第一个层面上,也就是依法行政层面上,甚至于依法行政都没有完全做到。依法行政还没有完全做到的主要表现就是审批权还是太多。2007年我们推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我们国家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太多,而且还在滋生新的行政审批,这个是广大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注政府的改革,关注政府会怎么从审批型的政府、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我觉得这一点总理提到了要害上,提到了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所以我想第一层面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提法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特别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主要就是治官的法律,我们这块有很多法律了,比如说有《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但是这一块的法律严格来说还要进一步细化,包括行政复议、行政监督这块要继续完善。我觉得依法治官、治吏比治民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不规范运行权力,不限制权力,如果权力可以滥用,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会是缓慢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一些障碍、制约或者是它的一些干扰因素不是来自于经济本身,不是来自于市场或老百姓的无理取闹,不是来自于上访,更多的是来自于滥用公共权力,来源于公共权力不受约束,所以使得下面上访、上诉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老百姓有很多不满、抱怨和怨言,甚至导致了一些群体性的冲突。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子孙后代不能够持续,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都是因为公共权力的运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总理讲要重视、规范权力运行,监督权力运行,这点非常重要。

但是我进一步理解,要规范权力的运行,制度的执行非常重要。下一步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在执行力的建设上,所以总理提到要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这些都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的。我觉得如果要完善的话,执行力这块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怎么有效的得到实施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行政诉讼法》,新的《许可法》等法规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列的六大类的行政许可,这六大类里面可以滋生很多新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这些谁来管?谁来监督?谁来界定?可能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我可以批一个行政许可,那什么叫公共利益呀?这些就是我们的条例里面定义不够准确的,还有改善公共住房也是公共利益。所以这个东西在制度上还要完善,在立法当中还要有多方面公众的参与和博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要进一步提高执行力,还要跟踪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主持人:总理提到的这几句话都很重要,但是如何扩大公共参与,这中间可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再回到总理的上一句话,扩大公共参与和扩大基层民主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对总理讲的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这块,您有什么看法?另外现在基层自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好象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李曙光:现在每年都这么提,但是建立基层自治是有三块工作要做的:

第一块是相应的法律要修改,而且要修改到位。比如说现在正在修改之中的《选举法》,《选举法》就是基层自治的重要法律。

第二块是基层自治,一个是在农村,一个是在城市,城市主要是在社区和街道这两个层面。还有现在中国城市里面有非常乱的一块就是物业小区的管理,物业小区比街道还小,现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好,很多问题、矛盾都是从这里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基层的自治导致的。我觉得城市自治有很多的点,现在城市的规划特别乱,这个领域是特别需要自治的,但是恰恰我们没有做到。只要上面的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一审批、一许可,什么捣乱规划的情况都出现了,城市的规划根本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而且一个城市的规划换一个县长和区长就变化一次,所以城市的自治是最基本的一条。一个是小区物业的自治,一个是城市规划的自治,当然自治还有很多方面,如人大代表的选举,政协委员的选举等等,这些都是在自治的范围里面。另外就是公共预算。这里我讲的第一个城市的预算,第二个是农村的,农村预算的也非常关键。农村的预算我们谈了好多年了,包括村长选举的问题、村民自治,以及能不能做到村长的选举或者是乡镇的选举,能否往上走一层等等,这些问题都讨论好多年了。一个是农村自治的问题,一个是城市自治能不能落地,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如果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有整个社会的自治,比如说中介机构、大量的社会团体、公共组织和那些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能不能让它真正的放开,让它们真正自治,我们现在都没有法律依据,我连申报的权力都没有。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社会的这些东西真正地稳定起来。把这部分真正建立起来才能具有社会的稳定性,这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是民主的根基和基石。

所以我想有以上三个层面的自治要推进起来,一个是制度建设方面,一个是农村和城市的基本的基层组织,还有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整个社会的中介面这一块的自治。

主持人:李老师您刚才呼吁的是社会组织的力量要成长起来,可能这才是一个公民有序参与的基础,比如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包括立法参与,都需要这样一些中介组织和中介团体的成长。

李曙光: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有一些这样的组织来进行立法参与,那样立法就比较有博弈度,就比较公平、合理、科学了。制度上要想科学、合理,就要有一定的主体参与度,主体参与主要是这些社会组织,所以社会组织就是在立法制度上政府要放开的。

主持人:我也希望这个层面有一些实际的动作能够出来,总理今天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他讲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我不知道您对这句话,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有怎样的理解。

李曙光:我觉得总理看问题还是比较清楚,比较透彻的,但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得这样一个多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互动的,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我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能够解决的,我们还要看到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在执行。当然我们讲扩大基层民主,加强依法行政,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要解决一些体制性的瓶颈问题和障碍。

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这么说,但是要有一些更加稳步有利的举措,让它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互动起来。我们感觉还是有很多东西是被替代了的,被所谓的稳定或者是什么东西给替代了。我觉得政治体制实际上涉及到司法改革的问题,涉及到党政关系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民主怎么进一步上台阶的问题、怎么往更高层走,比如说政治和党内民主能不能有一些举措,比如说宪法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进行公开讨论的,比如说违法宪法的问题。过去不能以宪法为依据进行诉讼,这个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了。违法宪法为什么不能告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搞法的人认知里的常识性的问题。

主持人:作为一个做法律的人,您可能认为这些问题每年都会提到,但是会感叹落实的时候有一些差距。

李曙光:我觉得要稳步推进,但是每年要有稳步推进的东西,我不赞成一下子走,一下子走不了,但是现在必须有一些强有力的东西出来,这个我们还是抱有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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