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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2010年08月30日08:36中国新闻网关军 张鹭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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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 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专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入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遽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区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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