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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2010年08月30日08:36中国新闻网关军 张鹭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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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上海人”诞生记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时间开始了”。于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特约撰稿/张鹭 本刊记者/关军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着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大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凤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人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有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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