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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2010年08月30日08:36中国新闻网关军 张鹭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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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南昌路,老克勒的趣味

南昌路在淮海路附近,属于老的法租界,附近遍布法国梧桐和极具风情的品牌店。任何一个热爱逛街的上海女孩都会告诉你,比起品种繁多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品牌店的东西更高档也更贵。这里不像南京路那样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充满着安静而慵懒的小资气场。

上海作家程乃珊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寻找1930年代的老克勒,略感惊讶,“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跟现在一点联系也没有了啊,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但至少在2年前,南昌路还活跃着这么一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李九皋和陈素仁。从1979年李九皋从北京退休回沪开始,直到2007年,每天下午5点,他们都会从南昌路136弄的上海别墅里,来到离家3分钟路程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

在“洁而精”问起这对老夫妇,服务员随手指向左边第二根柱子下的桌子,“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吃饭的,每次只叫两个半客菜。这张桌子是他们的专坐,他们吃完饭走了,别的客人才能坐”。他们保留着一千多张在这里就餐的发票,这些发票也成为日后电视台做节目的新闻由头。

服务员说,2007年,时年92岁的李九皋老人去世,而他现年99岁的夫人也住进了养老院。只有他们的儿子偶尔会来店里,看望一下已经跟老人形同亲人的经理和服务员。

时光倒退70年,李九皋是上海一家电台的英语主播,夫人陈素仁比他大5岁,两人因一首法国情歌《玫瑰人生》结缘。陈素仁喜欢“白相”,开汽车、骑马,她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血溅长空的航空女英雄杨瑾。

李九皋为了让夫人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随心所欲,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与客户谈生意在就百乐门这样的舞厅里,他只与自己的终生舞伴陈素仁跳舞,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这个习惯从1936年一直保持到1952年。之后,李九皋被调往北京工作,二人被迫分居两地,又在“文革”期间痛失大儿子。

退休回到上海的李九皋,直到90岁还担任着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从年轻时拥有汽车、洋房和钻石,曾一下跌到人生谷底,他们并未抱怨。程乃珊去采访晚年的李九皋,老人骄傲地说,“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在程乃珊看来,老克勒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致而优雅的趣味,“你不能指望只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能体会到那种内涵”。

让这位作家念念不忘的1930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但上海人对精致生活近乎本能的追求,即便是在极端的年代也未曾改变。程乃珊说,以前上海人结婚,不爱到国营商店买家具,做工太粗糙,而且千篇一律。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自己刷墙,自己做家具,比买的都好。“上海人不跟天斗不跟地斗,他们的快乐就是追求自己的小乐惠。”

福州路,东西方融合的样板

在外滩的一系列西洋风格的建筑中,只有轮船招商总局是唯一不带外资色彩的——虽然现在它已成为某品牌服饰的专卖店。铜制大门的门梁上标明了建筑年份:1901。其殖民地早期的外廊式风格暗示着这是外滩最早的建筑之一。

轮船招商总局靠着的福州路,现在也全都是西洋风格的建筑,看上去与比它更北边(租界的发展历程由南向北,更北边也就更晚)的三大马路区别不大。

但根据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研究,这条兴起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道,在租界里真正体现了华洋交融的格局。在它之前的同治年间兴起的广东路,虽在租界,实行的却是旧制度,窄窄的街道上挤满酒肆、茶园、戏园,商民士绅没有官品不得乘坐马车,形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华人社区,而后逐渐衰落。而福州路则一开始就由工部局实行西式管理,有路灯、下水道。当时的英国总会大楼就设在福州路东首,这里的酒楼、茶肆、书场率先引进西洋幻灯片和魔术班,“西洋景”就是这么诞生的。

煤油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这样的外来事物进入上海时,并非没有遭到阻力。“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上海人还是最先接受了这些现代观念”,上海市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说,“后来很多人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针对的只是外地人那些不讲公共秩序、卫生习惯的行为而已。以前租界里的外国人也看不起上海人的。”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的租界要完成的不仅是东西方融合,即便是中国人内部的融合,也并非朝夕之功。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发现,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外地人来上海后一直都自认过客,甚至到了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开埠50周年庆典,上海人打出的旗帜仍是“广帮”“宁帮”之类。

那么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是何时、怎样形成的?熊月之的答案是,1905年开始的上海自治运动。“领导上海自治的士绅,很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他们投入上海自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30年代,英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位南非大法官费唐博士考察上海的城市性质,费唐博士提交的报告里认为,上海完全是个自我治理的城市,它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自治、自由、法治、安全。“这是租界留给上海人的精神财富。上海人有自律精神,敬畏规则,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官,后来大法官没有了就找组织、找老娘舅。”

这个特点在作家叶辛看来,就是“上海人太老实”。他以自己当知青时的见闻举了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公交车很挤,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1平米可以站14个人。贵阳的公交也很拥挤,上下车不方便,贵阳人会很自然地选择敲碎窗玻璃爬进爬出,“上海人再挤也不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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