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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蛰伏近4年推出长篇小说《蛙》

2010年02月05日11:04南方人物周刊李乃清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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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蛰伏近4年推出长篇小说《蛙》

1986年在军艺读书

莫言蛰伏近4年推出长篇小说《蛙》

莫言(张敏 摄)

莫言 惟一一个报信者

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你知道我们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

——《蛙》

蛰伏近4年,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通过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长信和一部话剧,讲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蛙”有多重隐喻:是婴“娃”、是女“娲”,也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从我出生那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已萌芽。在老家,我这样年龄的人,就是我一个真实的姑姑接生的。”

小说中,“姑姑”几十年里忠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莫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有网友回应,“这个故事看到后来让我不停掉泪,并不是感动,是作者对中国人生存问题从骨子里的悲悯之情……中国人的命运,大抵离不开‘政策’。”

莫言在台上演讲,“1980年中共中央号召独生子女的公开信,到现在发出整整30年了。学者、专家已经公开争论了很久,希望恢复到二胎;但实际上大家对当下农村的生育状况并不完全了解。计划生育,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国家形象。小说中确实涉及敏感问题,可能也会引起争议。”

“听说您这部作品打算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台下冒出了敏感问题。

“我说,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言,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我也很为难:不写重大题材、敏感问题,就有人批评,你看这个作家,就会写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问题,不关心社稷民生。如果我写了,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又向西方献媚,揭中国的伤疤。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写怎么写。”

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大得多

祖父说,村后小石桥上,有个“嘿嘿鬼”,夜晚一人过桥,他会在背后拍你的肩,发出“嘿嘿”冷笑声。

1970年代,莫言下夜班回家,必须从小石桥上过。月黑风高,他就放声歌唱,飞奔过桥。母亲说,深更半夜为什么要嚎?

“我怕那个‘嘿嘿’。”

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

莫言后来明白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他说,《檀香刑》是一个寓言。“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两岁时,这个命大的“地瓜小孩”曾掉进茅坑里,是哥哥把他拎出来冲干净的。

儿时的莫言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挑不住那颗沉重的脑袋。他和小伙伴们吃野草、啃树皮,甚至抢煤吃。“1961年春天我们村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好极了。”

5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里是中农,莫言又因事得罪了老师,被剥夺了上中学的资格,回家放牛割草。孤独让他学会了观察与倾诉,他甚至常自言自语。一次他对着树木说话,母亲见了,担心地对他爸说,咱们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四十一炮》就是我的乡村经验,我曾经是个很饶舌的孩子,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后来被压迫住了。”他取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红高粱家族》表现了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3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极端饥饿的日子里,邻村的右派大学生启发了他。“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吃3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15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经历,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

农村没电,只能点着很小的油灯看书写字,火柴每月每户两盒,纸张、墨水更少。“当时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村庄,我永远都不再回来,所以我18岁那年就报名参军。”结果,身体合格,政审不合格,连着两年再去,还是不行。“1976年我21岁,那是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找朋友走了后门,才当上了兵。”

因为参军,家门口挂起了“光荣人家”的标牌。“我记得民兵连长来给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离我还挺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我当兵走的时候,很多贫农在街上大骂,‘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阶级斗争不搞了?’我感到一种威胁,这个村庄伸出无数双手要把我拖回来。”

新兵训练结束,莫言被分到渤海湾畔站岗放哨,“身体站得笔直,但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小说的事”。1979年发表《春夜雨霏霏》,他崭露头角。4年后,已被提拔为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调到了北京,他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表扬。几个月后,他便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正式走上了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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