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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抗日英雄阎宝航: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2010年01月19日09:59三联生活周刊阎宝航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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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抗日英雄阎宝航: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阎宝航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我的父亲阎宝航

  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直到几年前以阎宝航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热播,一段往事才渐渐清晰起来。由此也让我们看清,为了今天这个政权的诞生,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无名英雄。

  阎明光是阎宝航的三女儿。199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她创办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已年逾八旬的阎明光老人至今还在为基金会的事务四处奔波,在她看来,这是纪念父亲最好的方式。

  口述◎阎明光 主笔◎李菁

  从基督徒到社会名流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12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

  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5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6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复出。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也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在这期间在沈阳出生。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我就唱些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4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

  政治之路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吗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父亲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父亲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父亲“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父亲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父亲等人于是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父亲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日军进城时,沈阳老百姓纷纷出城避难。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还有我,5个孩子,她自己已有9个月身孕,一起逃到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中躲起来。当时沈阳城内风传日本人要抓阎宝航的家属,气氛十分紧张,但牧师说也无法长时期提供保护。

  大姐明诗后来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敲门。原来是父亲的好朋友、开表店的赵世涛大爷,他猜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所以找过来。母亲担心我们一大家子跟着赵大爷走会连累赵大爷,但赵大爷非常仗义,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也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奇迹出现了: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扶到车上。

  当时我只有两岁,没什么记忆。大姐后来回忆:中途我们这节车厢被卸下来,以减轻负载,夜半荒郊之下这节车厢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当远处有火车开近的声音,坐在地上的人就举火呼救。直到后来最后离开沈阳的一个火车头,挂上我们这节车厢徐徐前进,才最终到了北平车站。到了之后听说前列火车中途遇到土匪抢劫,想来我们全家也是万幸。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到了北平,妈妈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亲为他取名“明复”,意为早日光复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旷世之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当时正好吕正操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国。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张学良对我和弟弟好得不得了,我们喊他“大爷”,就像喊自己的亲人一样,完全没有生疏感。他和赵四有时打小麻将,我不会,总是输。赵四说:“明光你不用给钱了。”他马上说:“不行不行!”然后一张一张地数好,放在兜里,像个老顽童一样,很有趣。

  也是在张学良的建议下,1991年,我出面成立了“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而且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都有亲笔信。我想,这也是当年的“少帅”用这种方式,来铭记他们那段特殊的情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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