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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归去来兮!

2009年07月03日09:40第一财经日报苏娅 孙行之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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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归去来兮!

《家园》海报

《家园》,归去来兮!

《家园》剧照 来源/家园官方网

《家园》,归去来兮!

《家园》剧照 来源/家园官方网

《家园》,归去来兮!

《家园》剧照 来源/家园官方网

今年4月,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外海的卡特利特群岛上的5个家庭,离开他们世代生息的家园,到对岸的布干维尔岛生活。

平均海拔1米的卡特利特群岛是个环状珊瑚岛,大大小小的岛屿有7个,居民2600人左右。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今天的卡特利特群岛只剩6个小岛。去年圣诞节前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岛上的几十栋房屋被毁,居民们决心离开这个地方。

4月底,5个家庭中年富力强的父亲们划着木船到达新的目的地,他们在那里修造房屋、花园,种植岛内特产甜土豆,待一切准备就绪,举家搬来的时候,甜土豆已经成熟,是他们的粮食。

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按着传统的方式生活,依靠劳动向土地索取粮食,没有任何工业,没有发动机,居民们或许永远不会懂得迫使他们搬离的原因——“碳排放”、“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这些在现代社会甚嚣尘上的词汇,在他们意识里是空白的。

这是最近的一次因为环境恶化被迫迁徙的事例,焦灼的现代人给这些迁徙的同类一个悲伤的命名:“气候难民”。

大自然里动物的迁徙却由来已久,它们在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流动、寻找适宜的栖息地。正是对这些种群的观察,激起了生态学家、著名摄影师扬·阿尔蒂斯-贝特朗(Yann Arthus Bertrand)的悲悯心。

20年前,他与妻子乘着热气球在肯尼亚上空俯瞰非洲草原,壮美的大地之上,一些动物怡然自得、繁衍生息,而另一些则奔突迁徙,赞叹、敬畏和悲伤种种复杂的情绪涌出,贝特朗爱上了从高空“亲近”地球的方式。拿起相机记录这些事物时,他曾感叹:“这种特别的情感,让我的镜头得到了特别的张力。”

20年来,贝特朗坚持不懈地在空中拍摄地球生态的变化。今年,6月5日,在经历了15年准备,18个月,217天,穿越54个国家,120个拍摄点的拍摄之后,由贝特朗掌镜的一部以空拍形式纪录地球生态的纪录片《家园》(《Home》)在全球同步上映。

“没有新鲜的事,没有任何事不是已知的”

“全球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耗竭”、“贫富差距”、“对今天人类鼓吹的发展模式的追问”……纪录片《家园》所涉及的命题已经是“环保”领域的习惯命题、老概念,而面对如此庞杂,又相互矛盾的主题,创作者试图在精心结构的画面中,透过信息密度极高的解说词,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重困境。似乎,新鲜之处只在于惯于航拍的贝特朗所精心构建的气势恢宏的画面、视觉的奇观?

贝特朗直言不讳:“作为纪录电影,这部电影记录下的一切,谈不上‘新、异’,甚至通篇不过都是那些我们总在重复的,已经演变为常识的概念”,“这部纪录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新鲜,没有任何事情不是已知的,不是被人类了解的”,而问题只在于,“我们知道一切,但我们不去正视一切,不去相信一切,而现在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就是行动,我们仅有10年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转瞬即逝,并且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能成功,但我们必须这么做,也必须在这一切之前让大家明白,我们抗争的究竟是什么。”

高空航拍图集《鸟瞰地球》(《Earth from above》)曾让贝特朗建立世界性声誉,此书销量300万册,图集免费开放的展览参观者超过1亿人,但这位生于1946年、自称是“用图像记录世界的人”的经历,远不止一本图集能够概括。作为世界一流的媒体摄影记者、全球领先的高空摄影机构Altitude的创立者,20年对地球生态的关注和记录,让贝特朗成为一名环保活动家。2007年,他将摄影图册《鸟瞰地球》搬上法国荧幕,每集1小时,至今仍是法国二台黄金时段极具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

近20年航拍经历,让贝特朗的紧迫感日益加剧,但即便数以百万计的人以看图片展览和阅读书籍的形式,仍不能缓解贝特朗的“表达焦虑”。

2006年,朋友艾尔·戈尔(AI Core)邀请贝特朗观看纪录片《来之不易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他猛然意识到一部电影可能产生的影响,“我看到了观众是如何为之感动的,这种感动是电视不能带来的。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想要打动人心的话,电影不无疑是一个相当好的方式。”

最终的拍摄计划在2007年达成,巴黎春天集团(Printemps-Pinault-Redoute)为该片提供1000万欧元的资助,吕克·贝松亲自担任制片。巴黎春天集团主席Franqois Henri Pinault曾言:“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完结,你必须去思考他们完结后的情形。”——这也正是最初的合作者为这部片子确立的核心理念。“当我们耗尽自然遗产之后,必须面对的是什么?”

事实上,最开始的创作,没有剧本,没有解说词,只罗列了一个简单的清单——贝特朗想要前往的拍摄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被确立下来,整部纪录片的结构在拍摄到一半的时候,才最终“生成”。最先设定的内容,更多来自贝特朗近20年积累的观察。事实上,拍摄过程中,新的环境事件接连发生:希腊的大火,或者澳大利亚面临的周期性干旱。这些突发事件,让整个片子的拍摄充满不确定性。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解说词与数据。出于可信度的考虑,为《家园》撰写的所有评论,由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Al Gore)和美国著名的环保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阅读、审定,专家们为贝特朗提供详细的最新数据。

此前,贝特朗并没有太多掌控运动镜头的经验,而今天他需要寻找叙事的线索,去结构静止的画面,让他们运动起来。航拍为贝特朗提供了一个“跳离”的视角,在缓慢移动的空中,贝特朗精巧地组接画面:奢华而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的迪拜新城与蔚蓝色大海里翻腾的大蓝鲸相连;干旱的波扎那,打井的妇女和原野上奔跑的象群……贝特朗对诗意的迷恋不言而喻,他说:“拍摄中,我总设法用人性的、更富情感的心理传达自然之美,当我凝视自然,凡俗之心总会生出敬意。”而诗意来自于,“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事物彼此关联。”

作曲家阿麦德·阿玛(Armand Amar)把和声与来自各大洲的乐器混合在一起的音乐,为贝特朗的诗意建立丰饶的听觉语言。“为这部电影作曲,你需要迎合很多场景。”阿麦德·阿玛说,“一切都要遵从影片中的场景和镜头背后的动机,音乐的创意既要理解导演的感觉也要注入个人对影片的看法。”最终,阿麦德·阿玛为贝特朗的镜头找到蒙古、亚美尼亚、伊朗的吟唱和器乐,在犹如冥想般舒缓又带着淡淡哀伤的音乐中,贝特朗所寻求的诗意从画面中溢了出来。

文明的悖论

环境问题从来不能孤立地谈论,总是与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需求,与人的欲望和控制力相关联。早在现代城市化进程到来之前,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就有过这样的担忧——科学、经济优先和国家对权力的无尽索求将把西方引向何处?

布克哈特曾言:“人类生活乃是一体,对于我们孱弱的感知而言,它在时空中忽起忽落,有福有祸,但实际上它遵循着更高的必然性。”事实上,用一种“联结”的意识,把人类今天的处境:自然界的循环、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的现实说明白,正是贝特朗试图做的。他在回复CBN记者的邮件中强调:“重要的不是指出那些已经失去的,而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贝特朗相信,“人类的天性在于经常洞悉自己的弱点。”

现实是,在近20年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资源枯竭”、“水污染”成为生态问题中最严峻的问题,面对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20年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主旋律提出质疑。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The Post-American World》一书中对“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法里德认为:“富足所带来的最尖锐的问题表现在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正在耗尽清洁的空气、饮用水、农产品和许多至关重要的资源。通过提高效率或者发展新的替代资源,可以弥补其中的一些问题。”

针对经济前景与环境现实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戴维·斯密克(David Smick)在6月29日接受CBN等媒体的视频采访时谈道:“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来看,金融危机迫使很多政府、企业削减投资。美国对全球变暖的立法动作还是很快的,从民意测验来看,大家仍然很支持奥巴马总统。6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些决议,对进出口、环境保护不达标的做法或者说不符合环境保护的做法提出惩罚的措施。在美国失业率上涨10%,在欧洲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些反对刚刚通过的气候变化立法的这些人认为,如果通过这个立法,将会使美国的失业状况雪上加霜。”

戴维·斯密克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对寻求制约或者延缓全球变暖创造了一些机会和条件。但全球的贸易,比如政府的投资或者全球的投资,投资金额减少的话会影响GDP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如果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是不明智的,“美国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也欠下了很多的债务。”

分享、智慧、节制的生活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的世界,几乎所有问题都可能溢出一国的边界,不论是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还是疾病。在贝特朗看来,悲观和批判常常无济于事,“我设法把《家园》拍摄成为我们对地球的一次凝望,希望这是一部有警示意味的电影。不是恐吓人们失去了那50%森林有多么可怕,而是要人们明白我们该如何对待剩下的一半。同时,我更希望《家园》能唤起我们心底的爱,建立分享、智慧和节制的生活。”

不公然批判、不止于悲天悯人,在《家园》中,贝特朗不动声色地为“分享、智慧和节制的生活”提供了方向,譬如以色列人用地灌技术在沙漠中种植优质的粮食作物。贝特朗认为:“人的智慧用于突破自我生存的困境是有价值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突破建立在平衡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巧力’。”极端相反的例子则来自迪拜,《家园》中,贝特朗对迪拜这个“西方发展模式的制高点,全球财富的象征”在今天的扩张与建设进行审视。

让人感到乐观的是,在许多国家,许多人已经在行动:哥斯达黎加政府在军费和教育经费之间做出选择,成为第一个放弃军队的国家,全部军费开支用以国民教育和绿色旅游;韩国则通过全民性植树,使全国森林覆盖率达65%。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有节制可持续再生地伐木和捕鱼,通过替代、再生、循环、回收的方式,推动生态环境和国民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

[责任编辑:li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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