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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评出2008年度人物:四川人
http://news.QQ.com  2008年12月19日09:55   新世纪周刊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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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村纪事:震后的第一个冬天

-本刊记者 / 欧阳海燕(绵竹汉旺镇青龙村报道)

这个冬天,青龙村有三件大事:防寒、防火、防民心不稳

这个冬天,来得早,冷得凶。

12月4日,气温陡降了七八度,板房区的青龙村村民有点措手不及。1组村民袁英穿上了往年腊月里的衣服:保暖内衣、棉背心、厚羽绒服。她不断地往灶堂里添柴禾,使火烧得更旺些,以抵抗寒气。

灶台就在板房前。看着噼噼剥剥四外飞溅的火星,袁英有些担心。上个月,北京来的志愿者把板房一个片区的群众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演示了在火面前,板房是多么地脆弱不堪。

那还是袁英第一次看见板房墙壁中间的材料,原来是泡沫。志愿者把切好的一块墙板放在地上,不远处点了一把火。只几秒钟,泡沫就“吱吱”地收缩,而后冒起浓烟。袁英倒吸了一口冷气。

“板房区一片一片的房子,都是这种材料,一家失火,就会连栋烧起来。”袁英跟志愿者学会了怎么使用灭火器。在她住的那排板房(十户)前,放着2台灭火器。

村主任刘素珍又来巡视了。“不要在板房里用电炉子,电热毯要收起来。小心用电,当心着火。”入冬以来,她把这话重复了上千遍。不久前,她在板房安全防火责任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总有人听不进去。一天清晨,她被一阵巨响惊醒。一个村民正在板房的过道上放爆竹,庆祝自己的生日。刘素珍吓出一身冷汗,忙过去制止。

“神经崩得紧紧的。”有天夜里,她突然听见隔壁“砰”地一声响,裹上羽绒服就跑过去敲门。邻居说,他只是用手臂撞了一下墙而已。

“这样住下去,真要得神经病了。”刘素珍说。

不准用电炉子、不准用电热毯,板房内唯一可以使用的采暖设施是暖水袋。夜里,袁英盖了一床10斤的棉被——去年打的,脚下踩着暖水袋。

不过这天一早,她还是有点头晕,像是感冒了。“夜里不敢关窗户,一定是有风溜进来,吹着了。”这一个月来,板房区有一个流言,说绵竹板房有人查出了白血病,板房中间的泡沫有毒。所以,袁英宁可开窗睡觉,以保持空气流通。

流言很盛,袁英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至少到现在,没有人出来辟谣。她希望这件事早日得到澄清,“不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吵着要搬回到山上去了。”

最近,村里人感冒的特别多,袁英的母亲上个月就病得不轻,吃了三副中药才见好。

青龙村的御寒物资已经发下去了。一户一床被子,一户一件绒衣。政府又拨了5000元过冬专用款,村委会补了3000元,给村里98个困难户,以及5口人以上的家庭,一户又多发了一床被子。

但对于村民来说,一床薄被和一件绒衣,根本不足以抵御这个以往不曾有过的寒冬。尤其村民发现,邻近的天池乡,物资要比他们充裕得多。他们分发物品以人头,而不是以户头计。一人一件棉衣、一个热水袋、一床被、一箱牛奶,60岁以上的老人还得到了一个军大衣。

村民不平衡,几十个人找到村委会去闹。村副书记张启云跟他们解释,过冬物资的多少跟援助单位和被援助灾民的数量有关系。汉旺灾民2万多,天池乡才三四千人。“在汉旺,物资再多,分摊到户,也就那么点儿”。

村民回去了,但不满的情绪还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埋怨说,青龙村发的东西太少了。

“现在民心不稳,”村主任刘素珍说,村民已经一无所有,哪里有点不对头,很容易轰地一下子起来闹事。

这个冬天,青龙村有三件大事:防寒、防火、防民心不稳。

生活变迁

地震后,袁英家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她家5口人,她、丈夫、一双儿女和一个老母亲。丈夫苏庆忠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在天池拉磷矿。如今矿山依旧没有恢复,他已经歇工半年了。

苏庆忠从1993年开始拉矿。那时候,矿多车少,只要勤快,就挣得多。他通常天不亮就去排矿,一天能拉三四趟。一车挣100多元,一天就是三四百元。除去各种费用,15年前,苏庆忠的月收入就达到四五千元,相当于现在一个普通城市白领的工资水平。

2004年,拉矿的车子明显多起来,从10年前的100多辆,增加到200多辆。虽然每天拉矿的次数有所减少,但也能保证一天2趟。一天挣200多元,除去各种费用,月收入三四千。

拉矿的车在增多,资源在减少。天池磷矿从1986年开始采掘,到1993年,还有四五个矿井,而现在,只剩下1个井。2006年,苏庆忠已经明显感觉到这种恶化的趋势,三四天才能拉上一趟,月收入也减少到3000元。他估计,5年后,天池磷矿将会被采光。

袁英家有2亩地,一年四季的粮食和蔬菜,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吃不完的菜,卖给东汽厂的人,也能挣点打麻将的小钱。虽然2004年以后,苏庆忠的收入有所减少,但在农村,这些钱足够让一家人过得丰衣足食。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在整个青龙村,属于上等。

2005年,苏家的二层小楼拔地而起。这投入了苏庆忠12年拼体力挣的10多万块钱,又借了四五万的账。“提前享受了,”袁英说,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午,她忙农活,下午就去汉旺广场跳舞,从2点跳到5点。吃过晚饭,又从7点跳到9点。“那时候,日子过得潇洒。”

她也喜欢打麻将,一个下午有50多块输赢。她看见东汽厂有人穿貂皮,“羡慕得很”,攒,攒,攒,不料,地震了。

现在,他们家的户头上,最刺痛人心的是还没还完的几万块钱的债。“只有慢慢还了,”袁英说。丈夫半年来一直在打零工,给修建队拉沙子、拉土。这活儿不固定,没有稳定货源。平均下来,除去各种费用,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

在震后最艰苦的三个月,有国家补助的每月300块钱,30斤米,日子还算好过。9月份补助一停,袁英顿时感觉生活紧张起来,光买米,一个月就得花100多元。村上申请延期的3个月补助,每个月200块钱,至今还没有落实。不过村主任刘素珍说,这个钱迟早会给。

菜价也涨得厉害。5月地震时,地里正长着待收的豌豆。过去,袁英把豌豆收起来,剥好,放在冰箱里,可以吃一年。现在,只好买豌豆吃,5块钱一斤。以前自己种的菜,如今都得花钱买,而且要花比以往高得多的价钱,“青辣椒,两三块,以前才要一块钱;蒜苔,三块多,以前才一块多钱”,袁英心里很不是滋味。5口人花在吃菜上的钱,一个月也得几百块。

地震后,袁英看自己的地毁坏不严重,又种了稻谷。而在整个青龙村,还有地种的,不太多。9月份,她欣喜地收了1700多斤谷子。虽然收成比去年减了300多斤,但袁英心满意足,“1700多斤谷子,能打1000多斤米,够一家人吃一年了。”

但让她上火的是,这1700斤,17袋谷子一夜之间全部被人偷走了。“我妈头一天下午6点钟从山上下来,谷子还在,我第二天早上8点过上山,就不见了。”袁英摇摇头,“真的恼火噢。”

经济困难,袁英只好节俭过日子。她算计了一下他们的传统项目:香肠、腊肉。去年过年,她做了200多斤香肠、腊肉,今年她打算减半。“往年,都是杀自己的猪,而今年,要买猪肉。现在猪肉也贵,10多块钱一斤。”

在整个青龙村,今年还打算做近百斤香肠、腊肉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多数人家都只打算做几十斤,有的人家甚至已决定不做了。想吃的时候,买一段解谗。在板房区,晾好的香肠,要卖20多块钱一斤。

至于新衣服、新鞋,袁英今年什么都不想添。“哪有钱买,也没地方放。”她指了指狭小的板房说。去年,她购置新衣物,花了1000多块钱。

袁英现在就想有个房子住,“在板房呆不住,总想往山上跑。”但想到盖房子,她又很发愁。一家5口人,怎么也得盖个四室一厅。这大概需要花8万钱,国家给补1.6万,还有7万块得自己找。

矿山的路已经通了,采矿业马上就可以恢复,但矿山的资源越来越少,苏庆忠已经感觉到,拉矿挣钱越来越困难。“等矿山采光了,只好出去打工。”他说。

即便袁英家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但和村里的其他人家相比,仍算是相当好的震后生活。村主任刘素珍介绍说,青龙村700多户,现在有100多个困难户,比地震前增加了2倍。由地震直接造成的困难户,就有七八十户。

比如朱大勇,刘素珍说。朱大勇曾被邻居当作小偷扭送到村委会办公室。邻居说,朱大勇偷了他的香肠,又偷了他的衣服,还穿在身上,被他抓了个现形。

地震前,朱大勇在汉旺街上烤红薯,三口之家,生活得还不错。但天灾把他的房子毁了。更不幸的是,不久他又出了车祸,脑袋偏在一边,视力也模糊了。他基本丧失了劳动力。日子过不下去,老婆带着孩子走了。

“他一个人,活不下去,才会去偷东西。”刘素珍无奈地说。村里正在给他申请低保,还没批下来,即使批下来一个月也只有50块钱。“这些钱,吃米都不够。但村上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

村庄的就业

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唯一让袁英感到安慰的是,女儿9月份又恢复了工作。

女儿苏婷,是东汽厂焊接车间的吊车工。地震后,一直待业在家,每个月从东汽厂领300块钱补助。

赋闲这4个月里,她经常绝望地想,“恐怕真的要失业了。”她跟爸妈商量,要出去打工。爸妈不同意。苏婷今年20岁,教育英语专科毕业。她胆子很小,从来没去过距青龙村1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就算真的失业了,也不要出去。就在家陪我。”袁英说。

苏婷工作的焊接车间,现在已迁到德阳天元镇。如今她上班,要比过去辛苦得多。以前上班,走路几分钟就到了。现在,如果是白班,她要早上5点多就起床,6点之前出门。板房区6点钟有去东汽厂的通行车。如果迟了,就要打车或坐小面包车,在7点之前赶到设在绵竹的一个通勤点,在那里等7点钟的通行车。

苏婷的工资没有变化,还是六七百,但上班的成本却加大了。上白班,要花三五块钱在德阳吃早饭。如果是夜班,住德阳的板房,50块钱一个月。

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有班上毕竟是值得庆幸的。

比起三个月前,青龙村无所事事的人要少很多。“耍不起了。补助停了,生活的压力一下子大起来,能动弹的人,都设法找活做了。”村主任刘素珍介绍说。

村委会安排了22人巡逻,18个“清洁员”、“水电员”、“防御员”、“屋管员”、“治安员”。他们的工资由政府发放,每个月550元。

有些青壮劳动力,加入了修建队,挖沟、修路,一个月能挣六七百。

有人摆个小摊,卖烟、小食品,一天也能挣十块八块,一个月就能有二三百块钱左右的收入。

现在,青龙村还有150多个人在外地打工。有几个因为受经济危机影响,企业效益不好,已经回家过年来了。

袁英的五妹袁芳,就是因为厂子订单骤减返乡的。11月30日,她回到了青龙村。那个月,她才挣了600块钱。

6月19日,袁芳在亲戚的介绍下,去浙江慈溪市的一个轴承厂打工。“那时候没什么钱了,要找些钱,同时也为了散心。”地震中,她丈夫的哥哥一家8口人,死了5口,她心情一直不好。

地震前,袁芳在汉旺步行街上摆地摊,卖鞋、帽等小物品。“5 .12”那天下午,她忙着去找儿子,就把货物丢在市场里。等把儿子找到,安顿好,再回来看时,东西已经被人拿得差不多了。不止她一家,市场里其他20几个摊位,也都零乱万分。

她从1997年开始做生意,一年能挣五六千元。“但过去,生活不知道节俭,看什么好买什么,搓麻将也输了不少钱,所以10年也没攒下什么钱。”

“而且我们做生意的,把钱全部压在货里。地震头一天才进了3000块钱的货,加上原来的货,一共损失了一两万。”袁芳说。

6月,身无分文的袁芳决定出去打工。去浙江前,她向在那边打工的亲戚打听过收入。亲戚说,刚去就能挣1000多,那些干了2年以上的,一个月能拿一千七八。

在轴承厂的前4个月,她每个月都能拿到一千三四。“那时候活多,全天班,晚上还要加班。”可是到了11月份,光景就惨淡了,订单大减。那个月,她做半天,耍半天。在那片工业区,好多工厂都关闭了。

在浙江,她每个月的房租就要180元,加上吃饭、水电费等开销,每个月要付出300多元。收入减少,开支还是一样,袁芳决定返乡。“不止我一个人走,比我先走的也有不少。”她说,反正也要过年了,年前车费更贵。

返乡前,袁芳还被偷了800块钱和一部手机。这样,打工近半年,袁芳拿回了5000多块钱。还上去时借的账,只剩2100块钱。

“就当是散心吧。”她说,“现在想淡了,钱是身外之物。既然地震没把我震死,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计较。我大嫂,一生好强,地震死了,有什么用。”

那里曾有灯火的辉煌

村书记陈国志有时候还是要回青龙包上站一站。紫岩山上一片萧瑟,然而过去,这里的繁华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平常日和礼拜天。“过去那片山,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游玩。特别是退了休的人,每天都在山上锻炼身体。”

“你看,我们青龙村的地理环境,上有山,下有坝,中间有东汽,像不像一只展翅的凤凰!”陈国志用手指着周围,脸上露出笑容。他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山上遍是泥石流留下的累累伤痕,东汽厂房没垮掉的立柱,像暴跳的青筋,青龙包上,看不到人烟。这是一只黯然神伤的凤凰。

1994年,陈国志到青龙村做村书记。当时,这是一个贫困村,负债40万。但经过10多年的努力,青龙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川西风格的房子,每家每户家电齐备,还有闭路电视。2007年,青龙村通了6400米乡村道路,做到了户户通。

地震前,青龙村人均年收入6000元。“村民的生活和城市居民没什么分别。甚至在某些地方比城市还好过,因为你不用交物业费啊,米和菜也不用买,可以省很多钱。”

青龙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东汽有直接关系。1996年,陈国志和东汽协调关系,开始往东汽大规模输送劳动力。2000年,村里有600多人在东汽上班,包括打扫卫生的,平均每家每户都有人在东汽就业。

2006年,青龙村评上德阳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在绵竹市230个村里,只有10多个示范村。当时,陈国志的目标是四川省示范村。“如果不地震,三年左右就会实现。”他叹了口气,声音低下去。“我们基础好,有东汽在这里。”

但是现在,除了这片断臂残垣,还剩下什么呢?当初为了盖上达标的房子,即便在原住房的基础上进行改建,也要花3至5万,国家给补贴3000元。所以这倒下的砖砖瓦瓦,投入了村民毕生的积蓄。一地震,他们血本无归。

再回青龙包上,有一种雀儿都没了的味道。“山崩地裂,路也断了,房也垮了,打招呼都没得人了。”这个56岁,当过10年兵的男人,红了眼眶。

山上守篷子的,基本都下山了。政府发的救灾帐篷也都收回了,为的是“不让一个受灾群众在帐篷里过冬”。上个月,刘秉华交了帐篷,和老伴搬到山下板房。他把值钱的木杆子捆了捆,挨着未垮的房墙靠着。又盖上了一层篷布。他的狼狗还在那里。每天,刘秉华要骑上摩托车,上山看看,给狗送剩饭。

但仍有人留在山上守篷子。清晨,青龙包上几乎没有人声,青龙村5组村民,70岁的王传云,挑着两只5斤重的胶皮桶,沿山路去10多里地外的一个叫酸枣树的地方打水,那里有一点地下水。政府的送水车已经不来了,王传云只好每天这样担一次水。往返,他要走3个小时。

子女都分家了,现在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他们在山下分了板房。但王传云老人一直坚持在山上住。他要守粮食。“地震发的米,志愿者发的米,自己家地里的玉米,怕被偷了。”帐篷收走了以后,他自己又用木板搭了篷子,继续守。

老伴通常是在板房住一个礼拜,上来呆两天,然后又下去。平时,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只有王传云一个人。但他没有觉得孤单,他有农活要干。山上有3分地,种着胡豆、菠菜、油菜、萝卜、韭菜。挖地、割草,他每天要在地里劳作五六个钟头。

一天三顿饭,他吃得都是干饭就腌萝卜丝。“喜欢吃萝卜,萝卜是土人参。”“现在的生活,没得啥子好难过。有米面吃,不饿肚皮就对了。”但他还是希望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多吃点肉菜。

王传云从解放前就一直住在青龙包上,故土难离。但离开故土,却已经是注定的事。因为地质问题,青龙村村民肯定不能返回去。汉旺镇共10个村,除青龙村,其他9个村都已确定原地重建,正在动工。邻近的清平乡,已确定12月30日迁回去。看着要回迁的他乡村民收拾包裹,陈国志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现在最大的心病,是老百姓永久性住房的问题。“老百姓房子没得,你还考虑啥子问题,根本就考虑不到发展嘛。”陈国志说,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村干部只是起个维持作用。

不论是哪里重建,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来源问题。陈国志现在正动员村民去外头找钱。他还组织人跟东汽联系。“现在东汽已基本恢复生产,但完全恢复还需要三年左右。我们希望他解决我们一部分劳动力。”他说,过去东汽能解决村里五六百人的就业,现在即便解决三四百人,村民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

女村主任

这是周日下午,一个村民跑到村委会闹,找刘素珍要铺盖,他说分到的被子太轻,晚上盖着冷,想多要一床。村民又提到天池乡,说那里分的东西多。他声音很高,听不进解释,埋怨了一阵,愤愤而去。

“老百姓气大,啥子都没得了,发火是难免的,再大的火也要忍着。”刘素珍说。

从地震那天起,她没休息过一天。“不敢休息,总有事,不是村民找,就是政府找。”而且现在到了安全防火期,万一有事,就怕找不到人。

在青龙村村民看来,58岁的刘素珍是个女强人。什么事情,她总会有办法。

6月6日下午,绵竹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山上监测到有70多万立方泥石流险情,要求青龙村村民连夜迁到山下马尾机械厂的空地上。

但有人死活就是不迁。不肯搬迁的是一个76岁的老人,他有一个儿子,两人相依为命。老人说,迁到山下也没法活,宁肯泥石流来,死在山上。刘素珍了解,老人在为今后的生计担忧。她承诺:“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你们饿着。”经过1个半小时的说服,老人终于同意下山。

下山后,刘素珍履行了诺言,把老人的儿子送进东汽厂搞绿化。一个月能挣800块钱。“从那以后,这家人从没闹过任何事。” 刘素珍说,有天她走在路上,老人的儿子骑着小斗篷车从她身边经过,非要拉她一段。坐在车上,刘素珍美滋滋的。“老百姓的要求很低,只要吃得饱、穿得暖,他们是不会闹的。”

从山上转移到山下的马尾机械厂空地以后,2000多人怎么添饱肚子,又成了大问题。最初几天,村干部组织村民做大锅粥。一天三顿粥,也不是办法,村干部决定做一顿干饭,不料,村民为争干饭打起架来。

刘素珍听说在不远的遵道镇鹏花村,有台湾慈善协会给老百姓做饭,连忙打车过去。她看见台湾伙食团有条不紊地给灾民做饭,好让人羡慕。但是她又担心,这个村才几百人,而机械厂的空地上,可是有几千人,不光是青龙村的人,还有其他村上的人。

台湾慈善协会同意过去。刘素珍兴奋地往回赶,组织村民搭篷子,给伙食团做饭用。后来有人指责她:“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叫来给村民做饭!”

“我管他啥子人,只要能让老百姓有饭吃,就是好人。”台湾人给村民做了3个月饭,直到他们在板房完全安顿下来,才撤走。

在去镇政府开会的路上,刘素珍从包里摸出来两片消炎药,她嗓子特别疼,再不吃药,就说不出话了。那几天,她吃了不少药,降火的、抗菌的,抓着就往扔嘴里。

那段时间,她也觉得自己挺强悍的。有天早上5点多,她拦下了一辆志愿者的货车。她要去迎宾路上的东汽运业搬救灾物资。那是辆大货车,拉了70多床被子。她一翻就翻上去。“那——么高。”刘素珍拖了一个长声,抬头往上看看。“现在叫我上去,我可上不去。”她说,“当时全凭一种勇气。”

可这天她嚼着药片,却想哭。有时候,她回到家,把门一关,会痛快地在屋里哭一场。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年初,她离婚了。“天天忙村上的事。大事小情,两口子抢铺盖都要找你。”没时间照顾丈夫,丈夫对她的感情疏远了。

地震以来,她感觉压力真是太大了。哪里碰上过这么大的事。以前,她处理过的最艰苦的事,是2006年给本村村民讨要矿难抚恤金。她带着遇难者家属坐火车去山西和煤窑老板谈判。那也是她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出川经历。经过三天谈判,煤老板给了他们20万元。

(部分村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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