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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展成中非战略契合点 台湾问题仍敏感
http://news.QQ.com  2006年11月03日11:44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非外交的大门;半个世纪之后,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峰会为标志,中非关系开始走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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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杨中旭

从11月3日到5日,40余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此之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同时来到中国,还是建国57年来的第一次。

1955年万隆会议(即首届亚非会议),开启了中非外交的大门(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说,半个世纪之后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成为“第二个万隆会议”,探讨确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50年的跨越

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在区域化浪潮兴起的十数年间,中国与欧盟、美加、东盟、俄罗斯等重要的区域均建立起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而与拥有最多国家的非洲大陆,长期以来,在最高层面上却一直停留在领导人互访这个平台上。此番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让人们普遍认为,中非关系开始走入新阶段。

外交界之外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过多留意此前中非关系的崭新信号。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首度全面概括归纳了中非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

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三国,就中非关系提出五点建议,首次提出了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如今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对这一构想进行落实。“因此,这一会议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姚桂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评价,基于对以往中非政策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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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之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是中非关系的黄金发展时期。在那期间,中国政府做出巨大牺牲来援建非洲。如今人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坦赞铁路”就是那一时代中非关系的象征。“援建,是那个时代中国对非政策的主线。”曾在非洲工作生活过多年的前中贝(贝宁)纺织品商会常务秘书、“非洲通”陶勇对本刊说。那个时代的背景是,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取经前苏联,搭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中非合作,有着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口的双重便利条件。

当然,这种援助的回报之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进入80年代,中非都已开始试水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少数实行自由经济的非洲国家,在那之前的20年间发展远较大多数计划经济的非洲国家为快。双方各自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中国也把重心放在了国内经济建设上,在新的条件下,双方之间的合作基础也产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1984年出访非洲十一国时的一番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中国政府委婉地表明了立场,中国恐怕难以继续当年援建非洲的模式。

与此同时,企业代替政府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主力。1990年,中国外贸体制开始改革,外贸公司不再成为对非贸易的垄断经营部门。大量私企抓住商机,大举进军非洲。数年之后,“中国货已经随处可见”,已在中国学习8年的喀麦隆学生大卫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33岁的大卫,在当地曾以倒卖中国货为生。那个时期辗转非洲十数国、先后在外贸公司、建筑公司、纺织品公司、土畜产品公司工作的陶勇也逐渐成为“非洲通”。

进入新世纪,多个因素促使中国政府开始更新对非战略。第一,中非经济极具互补性;第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开始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示人,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担负起援助非洲的义务;第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非之间的政经合作的背景和形式,与六七十年代大不相同,已经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在向非洲输出工业品之外,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背后,政府的经贸援助意愿已越来越明显。在一大批国企进驻非洲开拓局面,华为等一大批上市企业也开始在非洲找寻新的市场的同时,中非合作进入新阶段以来,中国在44个非洲国家承担了149个成套项目,在39个非洲国家承担了153个技术合作项目;向48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32批一般物资和紧急救灾援助。

新阶段起始于2000年,地点也是在北京,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举行;3年之后,第二届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召开。双方在双边贸易、能源合作、卫生教育系统的交流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但是,这些共识缺少一个总框架”。陶勇说。

进入2006年,随着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中非合作论坛领导人峰会的举办,中非之间找到了“共同发展”这一总体战略契合点。

对外政策灵活务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仍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中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

个别非洲国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摇摆不定。上世纪90年代,曾有接近10个非洲国家或地区在台湾方面的金元攻势下与大陆断交。

而在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际,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回升到了48个,仅有5个国家和地区仍然保持着与台湾方面的“官方交往”。造成这一转变的,正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外交策略,且在实施中更加灵活务实。

中非合作近年来已经逐步扩展到减债、免关税、鼓励相互投资、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开展旅游合作、密切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使得双方有了更为务实的合作基础。

政府应规划对非经贸政策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将着力点转向如何消除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偏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据本刊了解,就在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前的一周,相关部门还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研讨会,就如何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最后的“热身”。

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在非洲,存在一些非洲人对中国商人心存疑虑的事实。在毛里求斯和父亲一同经营一家中国杂货店的广东商人明云告诉记者,近五六年来,尽管当地人的消费水平决定了他们仍然离不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但她感觉自己在当地已经不如以往“吃香”了。 去年上半年曾经引起美欧不满的中国纺织品大量出口事件,也同时发生于中非之间。

面对大量中国商品,部分利益受到影响的非洲人开始失去耐心。“本来,非洲希望与中国达到的双赢格局是,非洲欢迎中国货进来,同时帮助非洲发展壮大其薄弱的工业体系。”陶勇说,但在中国货大批进入的同时,后一事项却仍然滞后。

同时,由于对非投资缺少门槛限制,政府也还缺少对企业的政策引导和当地背景介绍,很多投资者把在国内运营的一套规律“移植”于非洲,也在当地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按照陶勇的说法,作为私企商人,利益最大化是利润,这与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有着一定的矛盾。在这方面,英法两国政府长期以来在政策、法规上对前往非洲投资的商人进行引导的方法,中国政府似可借鉴。

在昌平区召开的研讨会上,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对非投资管理办法。而据本刊了解,商务部已经开始就这一问题向学界征求意见。

在学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不复杂,那就是尽量扩大双赢范围,缩小单赢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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