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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身后:蒋介石抗日态度研究
http://news.QQ.com  2005年04月26日16:18   东北新闻网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历数自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在日记中和讲演中的种种激愤言辞,可以例举蒋指挥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起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领导全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业绩;而怀疑否定者也可以指陈蒋当年如何奉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主导签下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秦土”协定,甚至可以举证其直至抗战期间仍不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寻求妥协的种种事实。

  蒋介石抗日,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既然抗日,为何仍会有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想法呢?七七事变前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全国上下一致奋起抵抗,继续秘密寻求和平途径,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和”“战”不两立的观点出发,把妥协等同于投降。但蒋自抗战开始后何以要与日本秘密交涉,这些交涉中有没有丧权辱国的投降行为,历次交涉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说蒋不过是在“捉弄日本对华的谍报核心”,并通过“玩‘和平牌’”以“钓取‘美援’等大鱼”,这是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说蒋仅仅是因为“力争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国民党内外各种抗日势力的强大压力,才没有走上妥协之路,这又是一种看法。而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弄清楚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这些秘密交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对交涉的真实态度,要想客观评论抗战中的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问题,目前学界依据的史料大都来自中日双方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其中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回忆录本身当然不足以为史实之凭据,而过多地依据日方史料来说明这种基本上属于谍报工作的秘史,无疑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憾。尤其这些史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目的各异、背景复杂的各式人等,而这些人当年又是从那些身份亦真亦假的中国中间人那里得到的内容半真半假的函电或消息,这些情报是否确实来自于蒋介石,能否真确反映蒋介石的态度和看法,不能不让人怀疑。台湾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为我们在对照检证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蒋的抗日态度,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尽管蒋档保存的相关史料极不完整,但笔者仍然相信,它们的出现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与过去的说法差别很大的历史讯息,足以促使我们对问题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

  抗战前期的中日秘密交涉,头绪繁多,但基本上以日方为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开始是日本官方为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的两手策略,之后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战争的长期化开始对战争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并引发分歧所致。日本军人的狂妄,曾导致日本军方最初并不热心于这种“和平”工作,而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打垮蒋政权,迅速征服全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近卫内阁很快于1938年1月16日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日本军方的这种傲慢心态。日本官方初期的“和平”工作,诸如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诱使国民政府接受中日和谈的努力,也因此而被迫中止。然而,武力征服的结果,日本被迫在中国大陆投入了二十多个师团,总数超过78万人的庞大军队,却迟迟不能实现征服的目标。眼看自己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且双方渐成僵持,日本统治集团内自然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军方以往对华政策的声音。1939年9月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在亚洲有着众多殖民地的英、法两国遭受德国的沉重打击,为延续战争正苦于找不到足够橡胶和石油的日本军方,自然急于想要乘机南进夺取富有这些战略资源的英法两国殖民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的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把主要军力抽调出来,更成为其统治集团内各派势力必须要突出考虑的迫切问题。可是战争的现实,以及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宣示,极大地堵塞了沟通日蒋关系的渠道。从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前,日本上上下下各派势力秘密出动,分头寻找接通重庆政权的各种关系,即与日本在停战问题上的这种复杂背景有关。

  日本对“和平”工作的重视程度,从已经披露的日方史料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日方史料记载,这段时间里日本方面致力于沟通日蒋关系的主要线索就有五六条,军部、情报、外交各系统,乃至经济界和民间组织,几乎都有人在从事此项“和平”工作。比如直接受到满铁总裁,后出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支持的西义显;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太原特务机关长的和知鹰二大佐;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和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驻香港机关负责人铃木卓尔中佐;早年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有过密切关系,这时以民间人士身份活动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都曾率相当人员在中日双方间积极谋和。问题是,日方的这种动作对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在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较多地利用了经过中间人转述的蒋的谈话,和蒋基于外交目的所做的谈话,但对蒋内心的想法似乎注意不够。这里不妨从蒋对1937年秋冬陶德曼“调停”态度变化开始,略作分析与研讨。

  蒋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是在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抗日军事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上海、太原失利,意味着整个华北、华东均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国对日作战将不得不转入持久战的局面。以中国现有之政治经济条件,持久抗战,难免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蒋当然希望能够有所避免。但蒋毕竟更具军人性格,深知此时求和必成城下之盟,极端不利。因此他内心十分反感党内高层的妥协议论,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痛斥“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叹息“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蒋这时最大的希望其实还是寄托在苏联的援助,甚至是出兵参战的可能上,相信军事的胜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所以委婉同意接受陶德曼“调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一向对通过国际干预解决问题抱有期待,而这位德国大使转达的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与蒋自战争以来一直强调的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要求竟然比较接近,也使他难予断然拒绝。惟鉴于军事失利的情况,蒋内心对此其实并不看好,相信这种调停形式,“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九国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12月2日,当蒋介石接见陶德曼,正式表示可以接受德国调停,并强调了不承认日本战胜,华北主权及完整不得侵犯等基本条件之后,当即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这种复杂的心理,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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