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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孙中山先生四次鲜为人知的台湾之行
http://news.QQ.com  2005年04月26日15:47   炎黄春秋 

  作者:何标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在他75年前3月不幸逝世时,期盼中国革命成功从而摆脱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对他们十分崇敬的一代伟人,表达了深深的哀悼。

  孙中山心系宝岛

  1894年,孙中山创建推翻清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清朝政府甲午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两年后,革命党人陈少白向孙中山谏言:到台湾去活动“以联络那里的中国人,发展势力”。经孙中山同意,陈赴台并在台北秘密发展数名会员,于1897年冬建立了兴中会台湾支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东积极筹划惠州起义。当年9月25日,他独自从日本到达台湾,在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从日本运送军械、武装人员和经费到祖国大陆,并拟“观察华南局势”俟机潜返内地;同时,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建议下,争取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孙中山抵台时,受到儿玉等日方官员的迎接。10月8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七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的胜利,冲击了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

  儿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协助孙中山,一方面是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图借用孙中山的声望,帮其稳定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人继续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在台扩展革命的计划落空,不得不于11月10日离开台湾,孙中山首次的台湾之行,历时44天。

  1905年8月,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建立了同盟会。1910年7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成员曾发展到76人,因受日本当局的排斥与限制,分会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军阀袁世凯出卖革命,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从福州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经台湾时,日当局畏惧孙中山与民众接触而掀起台胞的民族情绪,因此警卫森严。孙中山为此闷闷不乐,短暂停留后即离台。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旅社,现改建为台北市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孙中山赴台历史遗址。

  1918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即所谓“三次革命”)失败后,再次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当时,他很想在台北同台胞会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但日本当局用种种办法阻止他同台胞见面,而不得不于次日离台赴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

  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刊载,孙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在台湾实行自治等。说他“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鞠躬尽瘁以及他对台湾同胞视为一体的关注,在爱国台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台胞尊崇和寄望的伟人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台湾民众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暴政的武装起义,遭到日本

  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仅1913年同盟会成员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被捕者即达1211人。罗福星在慷慨就义前留下了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其中有四句藏头诗:“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入既章。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每句第一字合成“孙逸仙救”。孙逸仙是孙中山的号,罗福星在临刑前仍念念不忘孙中山,足见抗日志士对孙先生的崇敬和期盼。

  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1923年创刊于日本,后转移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行的《台湾民报》(周刊),是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行动、理论学说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一些台胞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如世居台湾的雾峰人林资铿,在甲午战后变卖台湾家产,迁居厦门鼓浪屿并恢复了中国国籍。林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深为气愤,遂以家产资助孙中山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曾任国民革命军闽南军司令,后任大元帅参军、孙中山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5年在闽南被军阀孙传芳部下杀害。又如台北人李友邦,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另如1926年底,曾有一些台湾青年从日据下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集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后改组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号召台湾青年参加祖国的革命运动,以达成打倒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哭望天涯吊伟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

  了。”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中国人悲从哀来的真情。

  台北民众团体也立即筹措召开追悼会。当时,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不敢公然禁止追悼会的召开,便设法刁难和限制,日本警察传讯民众团体主事人,将追悼会的三项内容取消,即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但胸怀祖国、不畏强暴的台湾同胞,于3月24日晚在台北文化讲座(现为台北市贵德街第9号、10号水门一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民众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评议员施至善首先致词,文协理事王敏川叙述孙中山生平,继由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台湾民报》编辑张我军介绍孙中山临终情形。会上致词的民众团体有台湾有志社、台北无产青年会、台湾文运革新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

  被日本警察禁止宣读的悼词,是由张我军用白话新诗形式写成,共50行485个字,强烈表达出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崇敬孙中山的心声。诗中写道: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

  被台胞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为追悼会写了挽联:“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1929年6月南京中山陵建成举行“奉安大典”为止,台胞每年3月12日都要举行悼念活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曾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表示台胞要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加倍努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在提出的口号中有:“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等。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心系宝岛台湾,而日本统治下的广大台胞对孙中山怀有深切的期盼和热爱,这反映出台海两岸中国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骨肉深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75周年的日子里,台海两岸同胞不应忘记这段重要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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