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去年GDP达67.7万亿 增长6.9%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保持较低水平。特别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过全年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2013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2012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68万人,连续5年超过千万人。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6.9%,为25年来最低。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十三五”期间年均6.5%的经济增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底线。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6.5%-7%,符合官方已接受的区间概念。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回落,经济增长预期也随之调整,分别在2012和2015年下调至7.5%和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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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匡贤明:经济下行压力下关键是就业要稳

    就业稳,全局稳。2015年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过了2014年新增就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全局要稳,关键是就业要稳。随着双创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经济体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应对挑战和各种困难的底气所在。

  • 冯奎:政府报告用数据说明了6.9%具有较高含金量

    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但这个增长具有较高的含金量。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后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 一是在这个经济速度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过全年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另外,这个增长速度中,服务业的贡献比较大,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还有,一大批新兴产业加速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此外,单位能耗下降、去产能等也说明了6.9%的含金量。

  • 易鹏:经济发展增速不能低于6.5%

    把政策执行的空间拉开了,6.5-7%说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认知;6.5是死保的,不能低于6.5。

  • 毛寿龙:经济增长目标变化体现新常态变化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基本上确定在8%,现在确定在6.5-7%。这个变化体现了新常态的变化。过去充分就业目标需要8%的增长率,现在大约6.5-7%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在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有难度的。还需要政府在各个方面采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 马亮:政府目标设置“由点及面”利大于弊

    同过去“保八”、“保七”的硬杠杠相比,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和其他预期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有其深意。一方面,与过去增长目标多年保持一成不变相比,更频繁地调整政府目标,体现了政府动态适应能力的强化;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增强目标的弹性和灵活性。政府目标的设定从“点估计”放宽为“区间估计”,有助于政府更灵活地应对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障碍,更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和调整发展重心。设定一个区间性目标,固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调控宏观经济,但与此同时也应避免某些政府部门可能规避问责。例如,一些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可能设置了过低或过于宽松的目标,这应引起充分的注意。

扶贫攻坚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快于经济增速。去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8.5%,新增4万多亿元。又解决643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

按照最新确定的2010年农村扶贫标准——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5年,我国依然有5575万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不足6块3、因病致穷、用不上电、喝不上干净水...这是他们的生活。贫困人口区域分布很广。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目前,我国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总数是592个,西部省份占375个。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中国要“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提出了4项考核内容和6条考核问题,扶贫考核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对出现问题的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将采取约谈整改等,造成不良影响将被追责,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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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仝志辉:十三五期间扶贫成就可以预期

    总理在报告中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解决3亿多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背后还有一个重要数据是,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2.7%下降到7%以下。农村扶贫成就确实可圈可点。这与扶贫体制在十二五期间的不断改革有很大关系。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正式发布。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出台贫困县考核办法,推动县级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减贫的地方动能不断增加。去年11月,中央又与22个省区第一把手签订了扶贫攻坚责任书,全党全国聚力扶贫,十三五期间的扶贫成就更加可以预期了。

  • 冯仕政:改善硬件同时注意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在改善硬件的同时,注意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振教师队伍士气。现在农村优质师资流失很厉害,有形成“教师不安心教,学生不安心学”的恶性循环的危险。

  • 匡贤明:创新扶贫体制关键要以普惠金融为核心

    全面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硬任务。5年实现7000万人脱贫,年均要实现1400万人脱贫。这就要求尽快创新脱贫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否则,实现既定目标将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在创新扶贫体制中,关键是以普惠金融为核心,加快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综合扶贫的合力。

住房保障 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2000万套。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应范围。

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全国商品房均价从3885增至6400元。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去库存的根本在三四线城市,他建议暂时由政府的某个基金将房子买下来,租给农民住,使房子先用起来,不要空置。切不可为了短期去库存“饮鸩止渴”,采取零首付、场外配资等方式,这样会埋下房地产泡沫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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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清勇: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量还很大

    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差别很大。进入2016年以来,北上广深房价上涨快速,一些二线城市的房价也跟着涨,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还很大。在房地产库存的严重问题在去年明显暴露出来之后,在2015年“坚持分类指导,因地施策”的基础上,此次政府报告提出了“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 毛寿龙:政府应着眼于发展住房市场,降低税费

    政府政策现在还是把住房当作消费品,但在市场中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房子当作投资品,买涨不买跌。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和市场行为就出现了脱节。政府管制很多东西,提供很多优惠政策,这就让很多市场出现了问题,并出现了很多市场交易成本。政府应该着眼于发展住房市场,降低税费,精简各种管理的繁文缛节,促进市场的流动性。

互联网+ 行动计划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

制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意见,出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一大批创客走上创业创新之路。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针对工业增速下降、企业效益下滑,我们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近三年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促进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狠抓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各项约束性指标超额完成。公布自主减排行动目标,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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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庄一强:“互联网+”医疗市场投资积极捧场

    过去一年“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几万家新的企业,市场投资也积极捧场。但是从2015年底来看,有一些泡沫,以挂号、网上查询为主要业务的1.0版本移动医疗公司会有一些整合。

  • 毛寿龙:互联网金融可以跨越式地发展金融市场

    互联网金融用新技术和新平台,给金融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跟上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发展,可以跨越式地发展金融市场,通过技术进步,可以来回避体制改革的很多难题。

  • 马亮:“互联网+”政务服务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

    创意十足、深入人心!“互联网+政务服务”将使企业和个人更便利地享受政务服务,不仅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而且提升了社会民众的满意度。目前各地都在积极试点创新性的电子政务和移动政务,许多地方实现了网上办证、微博问政、微信缴费。与此同时,配合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这将使企业和个人避免重复填表和提供证明等繁文缛节,并有利于政府部门联动创新和优化服务。

  • 冯仕政: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促进不同人群间文化了解

    “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创业的扩展意味着以前缺乏交往的不同人群之间开始产生接触,中间可能发生“文化震惊”和“文化冲突”,由此引发若干社会矛盾。政府应当未雨绸缪,在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通过教育和宣传,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了解。互联网创业不仅涉及技术问题,同时涉及文化接触和调适问题。这一点容易被忽视。

反腐倡廉 一批腐败分子受惩处

我们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锲而不舍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国务院“约法三章”。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批腐败分子受到惩处。

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狠抓国际追逃追赃,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属于“百名红通人员”的18人,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今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当前,我国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发、面广量大。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基层广大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叫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因为他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噬的是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才能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傅莹回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查:这正说明反腐败没有死角,包括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只要有人大代表涉嫌违纪违法都应该面对纪律的审查或者法律的审判。自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截至2015年底,代表中已经有43人辞去职位,27人被罢免,这些人不少都是因为违纪违法,被选举单位罢免,或是本人主动向选举单位提出辞职,包括涉嫌违纪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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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昕:2015年反腐持续升温

    2015年,反腐持续升温,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打虎”实现全覆盖,充分说明了反腐无禁区,也预示着未来“打虎”不会止步,值得肯定。但从另一面来看,全方位、塌方式腐败也令人触目惊心,未来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长期和艰巨。

  • 任建明:反腐决不能沾沾自喜

    十八大以来,三年反腐逆转了过往多年“越反越腐”态势,腐败增量得到明显遏制,腐败存量得到快速减少,进展和成效明显。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最终能否取得压倒性胜利还存在不确定性,绝不能沾沾自喜,以为大功告成高枕无忧了。实现不敢腐还存在关键挑战,实现不能腐、不想腐更是任重道远!

  • 聂辉华:限制权力是反腐治本之策

    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不合理的管制,不合理的管制导致企业为了绕开管制,不得不去行贿,官员就会趁机受贿甚至主动索贿。管制是腐败的温床之一,因此减少管制,限制权力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不去除管制,反腐败甚至还不如不反腐败。主要建议有三条:限制权力是基础;监督权力是关键;提高激励是保障。

  • 李永忠:反腐工作三点不足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还存在的三点不足,一是从政府自身来看,抓落实不够。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二是从干部队伍来看,少数干部(虽有能力却)不作为、(没有能力)不会为、(一度收敛,现在又)乱作为;三是从全局来看,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并)不容忽视。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特别要为敢担当者担当,为改革的领头羊担当,为避免其成为替罪羊担当!因为,在此改革攻坚战的关键时刻,各级党委政府既要坚持不懈地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也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上级组织和领导必须挺身而出,下级部属才敢于冲锋陷阵。李总理表示要下更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讲,就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从制度治党的严密性上,下更大的力气,在出台有力度的政策,设立先行先试特区等方面,下更大的力气,才能真正保证始终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才能真正尽心竭力做好政府工作,才能真正不辜负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 曹和平:信心不足的干部应该下场休息

    在经济下行期,我们有些部长信心不足。举个例子,一个球队在打球打到下风的时候,运动员更容易信心不足,投球、配合、判断、传球都容易失误。去年,我们的关键领导过于“谨慎”,当“队长”更需要信心的时候,却总是不吭声。这种来自政府部门领导中的自信心不足,我希望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在总书记和总理这个层面,有所觉察。把那些信心不足的干部,某种意义上进行岗位调整。你信心不足还能打吗?下去休息几分钟。

金融风险 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

在充分肯定去年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受全球贸易萎缩等因素影响,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出现下降,预期增长目标未能实现。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人民群众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城市管理等方面问题较多,严重雾霾天气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去年发生了“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和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等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必须认真汲取。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下更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始终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尽心竭力做好政府工作,决不辜负人民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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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寿龙:2016年中国金融风险比较大

    主要问题可能出现在债务违约风险方面。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地方债的违约上,然后是企业债务。个人债务过去一直来水平不高,但现在个人债务的总量和风险也在提升。中国目前没有很好的债务市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没有很好的市场约束机制,而行政约束机制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刚需之下又显得比较松软。最近房地产去库存,增加了很多金融杠杆,如果由此产生的个人债务比较大,并且房价在目前疯涨一波之后不稳定,有比较明显的下探趋势,那么像美国那样发生房贷危机也是可能的。这些方面严格控制,防止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 黄卓:应防止CPI增长过快

    M2的增长量高于年初设定目标,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已对实体经济的表现作出响应,也说明总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应防止CPI增长过快,以及资产泡沫带来的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这是未来货币政策未来最大的挑战。

  • 张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两个提法有亮点

    中央对如何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了更为清醒和全面的认识。特别要重视两个有亮点的提法,第一是发展民营银行,表明中国今后将鼓励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第二是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表明中央立足于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途径,来监管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思路定位。

养老保险 提高养老金低保等

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拓展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完善工资制度。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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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鹏:政府在社会政策上体现鲜明托底性色彩

    2015年,政府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重点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方面倾斜,并多次以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依归,体现了政府在社会政策鲜明的托底性色彩。

  • 金维刚:养老保险旨在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都是在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社会保障主要是促进社会公平。现在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不断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各项制度,促进各类社会群体都能依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公平地享受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

城镇化 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十三五”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即为通常所称的城镇化率,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户籍人口城镇化更多从户籍改变表述,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户籍人口,成为真正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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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匡贤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略为偏低

    规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前一个指标是比较合理的,后一个指标略为偏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为17个百分点,到2020年仍然还有15个百分点,步伐略慢。应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到50%左右。

  • 冯奎:城镇化“三个1亿人”目标具有一致性与坚定性

    政府工作报告在全面回顾“十二五”工作时,强调了已经取得“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的的成绩,在概括2015年成就时,提出“新型城镇化取得新成效”,这表明城镇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十三五”期间可以说是新型城镇化深化时期,核心目标与内容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些目标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首次提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着重予以强调,显示了目标的一致性与行动的坚定性。 事实上,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动力减弱,户籍、土地改革的一些政策没有到位、城镇化融资也有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今年以至“十三五”工作的重要内容。

  • 冯仕政:建议政府把重点放在公共设施服务建设上

    总理指出,“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建议政府把重点放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上。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大城市最重大的差别之一,也是大量人口倾向于涌向大城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毛寿龙: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机制

    因为城镇是市场秩序让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实现价值的地方。城镇里,人的价值提高了,东西的价值也提高了,尤其是市场还产生了很多大家认为是虚拟但却是很真实的虚拟财富,如大量的货币,甚至是像比特币那样的电子货币。比特币只有在城市里才真正具有价值,而且城市越大,价值越高。所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市规划、管理和治理的水平,是中国经济中高速成长的关键变量。

  • 马亮:“人地钱”挂钩政策释放利好信号

    总理提出的“人地钱”挂钩政策,将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供强大推力。让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在城镇实现户籍/身份、工作和家庭的“三合一”,使他们更好地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这会使他们得以共享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并为破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遗留问题打开出路。

环境保护 今后五年治理雾霾取得明显进展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今后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3%、15%、18%,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特别是治理大气雾霾取得明显进展,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我们要持之以恒,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节能监察办法》自3月1日起开始实施。办法详细对违反节能法律规章行为的处置,以及监管部门的工作规范等做出了规定.被监察单位有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行为的,监察机构将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直接予以处罚的除外;有不合理用能行为,但尚未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监察机构将下达节能监察建议书,提出节能建议或者节能措施。

独家解读

  • 张云飞:环境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方针,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防止单纯的发展主义,也要防范单纯的生态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 戴星翼:雾霾治理关键在去掉不必要产能

    雾霾最大的来源是燃煤,我们国家又是以煤炭为主的。我们国家煤炭超低排放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发电效率和发电水平都要比天然气还要好。逐步用这种技术替代原有电厂是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

  • 宋国君:要提高污染控制的效率

    报告中提到: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要超过80%。目标令人鼓舞,环保部门还需极大努力。既要努力改善空气质量,将污染源的排放控制落到实处,还要提高污染控制的效率,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过大影响,即需要减少关闭工厂、将落后工艺、设备迁移到落后地区继续污染的不正确做法。也就是要努力提高环境管理的专业化。应当说,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 刘鹏:应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环保监督执法的干扰

    报告提出“强化环境保护督察。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必须严格执行,对超排偷排者必须严厉打击,对姑息纵容者必须严肃追究”这体现出中央政府已经看到此前环保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无牙老虎”的弱化情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环保监察和执法省以下垂直管理,就是要提高地方环保机构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 毛寿龙:环境价值现在对经济价值要宝贵得多

    对于环保问题,政府需要增加投入相关的管理资源,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不能再为发展牺牲环境。环境价值现在对经济价值要宝贵得多。生态治理这个领域,目前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其实也可以通过市场和社会力量来做好生态治理的工作。后者也值得政府关注。

财政政策 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安排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我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相对较低,这样的安排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安全的。

赤字率是评价一国财政风险常用的指标,其计算方式是当年财政赤字除以GDP。3%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国际惯例。1991年奠定欧盟基础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1994年起,欧盟各成员国的赤字率不能超过3%,负债率不能超过60%。这两条“红线”成为欧盟国家的硬指标,也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考。

独家解读

  • 匡贤明: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增加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这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也有助于增强实体经济的预期。

  • 毛寿龙:政府赤字率负债率还有一定空间

    但部分地方债务风险不容忽视。需要关注发展债务市场。让债务金融化,资产化,从而让市场来监控债务的结构,让优良债务有很好的市场,让不良债务没有市场。

  • 李勇:大幅提高财政赤字率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套实行,可有效防范经济下行。目前,中央政府负债率低,采取了必要的财政政策。考虑到中央财政政策负债率低于地方政府财政负债率,所以,中央政府更多地承担负债率。但考虑到地方的隐性财政负债率,大幅提高了负债的财政赤字率到3%,总体略有克制。

  • 刘佐:适度扩大财政赤字

    李克强总理提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三项举措: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医疗改革 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拓展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完善工资制度。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独家解读

  • 庄一强:大型公立医院改革不尽如人意

    2015年在大型公立医院改革方面跟之前的预期有些不同,可以说不尽如人意。之前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就反映出公立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导致全国老百姓集中到大型公立医院就医,看病难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号贩子把300元一个号都能炒至4500元,说明我们给医生的知识劳动定价过低。

  • 刘鹏: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老大难问题仍然突破不够

    报告将推进食品安全示范行动放入公共安全内容部分,并在问题列举中提到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仍然较多,再次体现了政府将食药安全从原来的市场监管问题转变为公共安全问题的新定位。过去一年,食品药品安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安全事件,但仍然爆发了“僵尸肉”、草莓乙草胺致癌风波、浙江黄体酮孕妇不良反应等事件,在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仿制药审评数据造假等监管老大难问题上仍然突破不够,未来一年需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加强监管和社会共治。

  • 陈秋霖:大病医保具体推进上还有很大挑战

    医疗卫生工作部分,开篇提出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继续强调医改的系统性、协调性。尤其是在中央深改小组听取三明医改汇报等背景下,说明顶层设计对医改的规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将健康定位幸福之基,继续强调健康的决定性重要作用,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没有健康,其他都等于零。但开篇总要求三医联动,医疗在第一,具体布置工作,医保在第一,尤其是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的的大病医保浓墨重彩,具体推进上还有很大挑战。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从十二五提到了十三五,还没根本性进展,整合城乡医保制度更是遥遥无期,说明在体制上还有很大障碍。健康是幸福之基,提到高度了,但如果具体执行上逻辑不够清楚、推进不够顺畅,效果将大打折扣。敢为想为,还得会为。

产业改革 要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克强指出,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独家解读

  • 聂辉华:推进结构性改革 减少低端供给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供给侧改革不能“一刀切”,不是所有领域的供给都是过剩的,其实是结构性过剩,是相对过剩。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低端产品过剩了,而高端产品,高品质、大牌子、国际知名产品还是太少。中国现在连圆珠笔芯都生产不了,电饭锅、马桶要跑到日本去买,这就是问题。国民收入提高了,大家对消费的档次要求更高了,产品品质要求也更高了,供给侧要适应需求侧的升级,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引导作用,做到供给侧和需求侧均衡匹配。

  • 匡贤明:我国更面临巨大的供给短缺

    我国既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更面临巨大的供给短缺。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但服务领域供给。这个投资消费结构性错配,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明显影响。出路在于发挥需求的引导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促进供给需求的有效对接,投资消费的有机结合。这是解决我国经济领域问题的根本出路。

  • 王满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思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项改革要取得实效,不仅需要出台和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更需要推进相关体制改革,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一些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完善、方式不适应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障碍。因此,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从《政府工作报告》看,2016年的“放、管、服”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点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双创”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深化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基层接不住,监管跟不上,法律法规滞后,权力运行不规范等。三是坚持“三个结合”的改革策略,即:放、管、服结合,放权与治权相结合,制度建设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主要措施有:1. 在三年简政放权的基础上,继续减少行政审批等事项。2. 加强放权的系统性、协调性,解决“你放我不放、上放下不放、放责不放权”等问题。3. 通过创新监管方式,特别是推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即“双随机、一公开”,归集和公开企业信用信息,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等措施,强化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4.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企业办事的环节,规范办事流程,在去年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改革基础上,在在上海浦东等地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5. 继续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在2015年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权责清单的基础上,推进国务院部门、市、县级政府部门建立和公布权责清单。 同时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家职业资格等清单。6. 清理各级政府及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修改和废止已过时、不符合时代要求、阻碍发展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7. 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数据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简化、优化政府服务。8.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 张杰:1000亿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报告明确提出,要真正落实和推进当前去产能的中央战略部署,首要的难题和风险就是重点行业领域的去产能和消除僵尸企业所造成的失业问题,我们估算,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失业规模可能在300-600万之间。而且,当前的去产能重点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的地区,依靠地方财政来化解去产能带来的失业风险,已经难度较大!因此,依靠中央财政资金安排,来解决去产能所引发的失业问题自以及风险,是切实有效的措施举措!

  • 雷强:1000亿专项化解落后产能和降本增效

    这个专项是要着力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和降本增效。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要化解掉原来作为工业行业的钢铁煤炭等领域的落后产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给予工人一基本的保障和补助保障,帮助他们,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还要给予资金,加快钢铁煤炭等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钢铁煤炭产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信息社会,不是说不需要钢铁煤炭了,而是需要更加优质的钢铁和煤炭。所以说这个专项奖补资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消化吸收, 另一方面创新生长。两个方面有效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保证我们国家作为制造大国的和创新大国所需要的优质钢铁和煤炭,巩固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正是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保证经济的稳健发展。这正是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保证经济的稳健发展。

  • 陈耀:化解过剩产能要重点支持东北三省

    化解过剩产能是2016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年过剩化解的工作目前进展不是很顺利,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剩产能它是在做减法,很多地方淘汰落后产能,它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当地的财政、就业等等,一些企业要淘汰也会涉及到很多补偿问题。所以这次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拿出1000亿资金,重点做职工安置,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对僵尸企业的处置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措施。不是完全的行政手段,还有一些经济、环保、技术手段。所以我觉得2016年各部门、各地方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会加大,有了中央财政支持,会加快淘汰进程,尤其是职工安置分流问题要解决好。实际上,我们看到近3年我们这方面工作,主要是各地区应该把这个作为发展的机遇,落后产能淘汰实际是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举措,我们要积极抓住这个机遇,利用好国家政策,推动落后产能加快淘汰,也是为我们培育新鲜产业提供空间,所以要把它作为机遇来看。所以不仅是减法,也是加法。我还要就这个提一个建议,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从区域上应该有重点,重点是针对重化工产业较集中的省份,如东三省、河北、山西,这5省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面临的困难较大,所以在解决过剩产能方面可以对这5个省做重点支持。

一、2014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克难攻坚,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
一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的主要标志是,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增速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就业稳,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上年。价格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进”的总体特征是,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强。经济结构有新的优化,粮食产量达到1.21万亿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51.2%,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发展质量有新的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6%,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2%,能耗强度下降4.8%,是近年来最大降幅。
人民生活有新的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快于经济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2万人;6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改革开放有新的突破,全面深化改革系列重点任务启动实施,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这份成绩单的确来之不易,它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坚定了我们奋勇前行的决心和信心。
过去一年,困难和挑战比预想的大。我们迎难而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而是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定向调控,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向促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助力,向惠民生要潜力,既扩大市场需求,又增加有效供给,努力做到结构调优而不失速。
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拓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营改增”试点。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采取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增速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分别高4.2和0.7个百分点。同时,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专家阵容

  •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频道创始人
  • 毛群安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 林双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 李永忠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
  • 湛中乐
    北大法学院教授
  •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 杨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 陈耀
    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 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 刘佐
    中国税务报社总编辑
  • 张历历
    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 胡钢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
  • 冯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 王满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 许维鸿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 庄一强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 宋洪远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 彭华民
    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
  • 管清友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 雷强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 黄震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 刘治彦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蒋亚平
    人民网创始人
  • 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原卫生厅厅长
  •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 万喆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 叶青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湖北统计局副局长
  • 程实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执行董事、研究部主管
  •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发院能源与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张涛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室主任
  • 黄卓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研究院教授
  • 李勇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研究院教授
  • 吴必虎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 金维刚
    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 孙晓莉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
  •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 李杰
    全军外宣常备专家
  •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 匡贤明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吴稼祥
    学者
  • 曹和平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任建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 柴发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
  •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 张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 刘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 仝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转型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 宋国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