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爱

四分之一的家暴受害者

沉默被逐渐打破,家暴受害者勇敢讲述爱情里的疯狂与毁灭。

年过60的程国芳(化名)趁着丈夫出差,匆忙收拾一点行李就逃走了。她把这个过程形容成“胜利大逃亡”,但事实上,那天的离开十分落魄。她连身份证都忘了带。

在出逃之前,她犹豫了好几次,“我珍惜这段婚姻,也舍不得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

比程国芳年长十多岁的崔兰枝,她的离家就果断得多。“结婚39年,打了我39年。”最终,崔兰枝在2004年出走,在外流浪,靠打零工度日。

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自己所经历的这段关系的告别方式,都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被持续打了好几个小时的黄芳最终受不了,选择从3楼的窗户逃走。

“想逃命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她失手掉了下去。丈夫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黄芳躺在地上央求他打120,“他骂了我一句,就跑了。”

在被丈夫多次家暴之后,夏莹1岁的孩子被前夫带走,从此在她的世界里消失。她总会幻想再见孩子的场景,“他肯定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也认不出他了。”夏莹悲伤地说。

她们都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四分之一。

  • 结婚的第一天,黄芳就被丈夫家暴。直到她发现丈夫有吸毒的嗜好后,被架着刀威胁时,她从三楼纵身一跃,脱离魔掌。“我真的很害怕,觉得自己特别没用。”黄芳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施暴时的感受,最痛的不是肉体,而是内心的恐惧。
  • 17岁那年,杨希的男朋友想跟她结婚,考虑到年龄太小,杨希拒绝了,男朋友一怒之下把她的双眼挖了。更不幸的是,她后来的丈夫对她进行了更极端的施暴,暴打,辱骂,甚至叫她自杀。一怒之下,杨希用斧头把他杀了,被判12年。
  • 每当想起自己的家暴经历,叶敏都会失控哭泣。许多施暴男性光鲜的外表让暴力显得难以置信,正因为如此大部分人选择沉默。
  • 69岁的时候,崔兰枝选择了净身出户,离婚了。几十年的受虐经历让她去意已决,无人赡养、病痛缠身,一贫如洗的家境以及绝望的人生,她也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对于那个向她施暴的丈夫,她说:“我不希望跟他葬在一起。”
  • 程国芳二十多年来一直忍受着丈夫的虐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丈夫家暴后,她对他已经绝望。一天,趁着丈夫不在的时候程国芳逃了出来,暂时逃离了这场梦魇。如今,程国芳隐藏在一个丈夫找不到的地方,等待着法院离婚的判决。
  • 王玉梅是一名“同妻”,在她和丈夫的关系中,肢体暴力与毫无交流的“冷暴力”都让她感到痛苦。
  • 受到家暴后,胭脂回到娘家。然而家人并不支持她离婚,认为她是跟丈夫经常吵架所以变得疯疯癫癫。
  • 凌在婚姻期间经常遭受丈夫的家暴,被赶出家门后凌一个人住在外面。
  • 许林芳站在丈夫的墓前,“原本他是可以老死的。”她有点后悔。丈夫虐待了她那么久,她从来没有还过手,也没有向外界求助,更没有别人帮助过她。在农村,对丈夫的打骂逆来顺受仿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直到2014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他。
  • 2012年,夏莹的丈夫对她第一次实施了家暴。后来,丈夫更是带着2岁的孩子消失了,这种冷暴力对她的精神摧残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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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在2011年10月21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约为“四分之一”。

在“四分之一”中,陷入绝境的杨希(化名)和许林芳选择孤注一掷。他们以暴力行为反抗长期施暴的丈夫并致其死亡。她们因此入狱。

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在裁决时,长期遭受家暴被引入考量中。刚毅的制度在家庭暴力面前显露温情。

这些家暴受害者,最开始认为自己或许只是那个不幸的人,又误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小事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名为家庭暴力的“战争”。

“为什么不离开这段婚姻?”

这恐怕是最令他们感到悲伤和痛苦的问题。离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风险,不离开是他们的现实选择。他们最后无奈选择沉默,而这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迷思,会让他们更加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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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关于家暴的传统误区

立法

一部自下而上的法律

民间与体制合力,20年间自下而上推动《反家暴法》的诞生。

对于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而言,1995年在京郊怀柔县城召开的那场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如同一堂关于非政府组织和妇女运动常识的补习课。

超过3万人参与了这场论坛。其中,每6个人里,就有5个来自异国。他们和中国的与会者——工人、农民、高校学者、教师、律师和公检法司各领域的公务员,分享妇女权益保护的经验与观点。

在这场论坛和随后于北京城区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与会者探索中国妇女权益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一大批迄今仍活跃在妇女权益领域的人士都曾出现在那里。他们从1995年走出,带着对妇女权益保护事业的斗志,转身进入21世纪。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从事女性权益的保护工作,又在诸如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交汇合力,促成社会的进步。

认知

1988年,王行娟创立彼时还被称为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后更名为红枫热线)的民间机构,专门研究妇女就业和女性从事性工作的问题。

研究所在1992年开通了一条妇女求助热线。随着打进来的求助热线增多,"夫妻打架"的情况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王行娟和她的团队成员意识到,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

开通热线的第一年,类似的反映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电话超过60个。1993年,妇女研究所针对投诉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电话增多的趋势,在北京市对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接下这个任务时还是妇女研究所的志愿者,同时,她也在中华女子学院任教。

“我没有想到调查农妇受虐待的情况比调查城市受虐妇女的情况要困难的多,农妇们不认为遭受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他们不愿讲出自己受虐待的情况,有的拒绝谈,有的谈了一半,第二天就不想谈了。”

那段时间,孙晓梅要访谈30个平谷县的农村妇女。她几乎每天都要坐长途车往返在北京与平谷的路上,花上3到4个小时的车程到达目的地,有时车坏在半路上,她只好打道回府。

2个月下来,30个个案访谈完,手头的录音磁带积累了十几盒。孙晓梅开始一盒一盒地听磁带整理手稿。又过了2个多月,她写的手稿垒了高高一摞,成文超过30万字。

“那些农村妇女,有些被打得很惨。农村妇女受暴的比例也很高,但所有人都不认为这个事是一个问题。”孙晓梅回忆。

孙晓梅把这些资料交给妇女研究所。此时,30个城市妇女受暴的案例也已访谈完。王行娟看到这些个案,“触目惊心。”

“家庭暴力足以摧毁她们的人格,让她们根本没有自信心,非常的自卑,只能忍受这种暴力的环境。”王行娟描述她所见过的受暴妇女的处境,“把自己放到低人一等,不敢反抗,忍受这个家庭暴力,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她们已经是没有自尊了。”

这种显而易见的暴力和它所带来的伤害却被那个时代的认知轻易隐形。

“家庭暴力这个词是外来语。”王行娟说,“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它就是夫妻打架。夫妻打架,双方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也没有罪。更不涉及人权。”

论坛

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先期召开的辅助性会议成了中国政府对待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一座分水岭。

因为对家庭暴力等问题研究早,王行娟所在的妇女研究所获得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咨商资格,同时接下了“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分论坛的筹备工作。

在筹备的分论坛上,王行娟准备把“家庭暴力”这个议题设置进去。

一个有筹备世妇会非政府组织分论坛的负责人参与的会上,某部门的领导不点名批评了她。她坐在会场里,听到这番言论,吓得心惊肉跳。

但家庭暴力最终还是成为了这场论坛的主题之一,并引发了关注。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达成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使得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开始引起关注。这次大会拉开了中国反家暴立法的帷幕,开启了反家暴立法的航程。

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辅助性会议,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持续9天,与会者超过3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妇女运动人士。在每天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论坛上,他们同中国与会者分享关于包括反对家庭暴力在内的多个议题的经验和建设性的观点。

“他们告诉我们,如何推动政府立法?如何建立多机构合作的支持系统。他们介绍他们的经验,讲他们如何说服议会的议员们给他们提提案。”王行娟联想到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跟我们一样,我们民间组织进不了全国人大,我们就通过人大代表来提案。”

像王行娟一样,来自中国的5000位参会者频繁出入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主题活动,听取演讲,参与交流。这些与会者来自多个领域:高校学者、教师、律师和公检法司各领域的公务员。他们关注中国妇女的权益,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知名公益律师郭建梅参加这次论坛时,她的身份还是《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她出现在论坛上的理由,原本只是采访报道论坛上的女律师组的活动。

“自由,民主,激情澎湃,责任,担当,前瞻,不拘一格的方式。”郭建梅用好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场论坛带给她的震撼。“他们所倡导的社会理念和责任,还有对全球妇女运动的梳理。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

“太有意思了。”挤在人群中的郭建梅想。

离开会场后,她跟杂志社的领导申请全程参与报道这个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她整日穿梭在论坛的分会场,“像疯了一样”,什么主题的论坛都参与。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中国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自地方始。

网络

“中国有没有专门的公益律师或者非政府组织为女性服务?”一名外国与会者在一场论坛上发问。在场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如何回应,郭建梅回答说,“《中国有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颁布的。”

“具体怎么执行?”对方再发问,郭建梅就不知道怎么回答。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她先后在司法部和全国妇联工作过,担任过《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妇联起草组办公室主任。

这场对话让她产生了“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想法。“给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帮她们找律师,代理部分民事案件。”郭建梅说。

她写了20多封邮件给大会上结识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朋友,询问成立和运作的经验。世界妇女大会闭幕的3个月后,郭建梅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校友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1998年6月,郭建梅在中心召开反家庭暴力的研讨会,召集专家、学者、律师和媒体共30多个人参会。她向参会者汇报了办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30多个“解决不了”的案例。

在讨论怎么办的过程中,能否成立一个推动反家暴立法的组织的想法在这场会议中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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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现场,它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辅助性会议。

“1995年世妇会见证了觉醒的妇女行动起来的巨大力量。世妇会后北京一批参加此次大会的积极分子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共同商议,要在中国,为广大妇女和自己,为推动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做点事情。”17年后,受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陈明侠如此回忆。

致力于妇女人权法研究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明侠在两场相关论坛上以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为主题做了主旨发言。

这种想法很快演变成行动。陈明侠回忆,在1998年下半年的另一次会议上,成立一个组织的想法再度被议起。会场的人都想到“反对对妇女的暴力”这一议题。它在世妇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被作为十二个关切领域提了出来。

“决心已下,大家立即分头行动,找钱,找项目,找人……”与会同仁决定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从开展课题入手,推动中国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运动。“大家商定从各自的工作优势出发,选定一个具体议题,最终形成我们实证研究的总课题。”

2000年6月,《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研究与对策》课题组正式成立并运行。

一时间,来自法学、社会学、妇女学、社工学、医学、哲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教学工作者,以及妇女工作者、妇女活动家、律师、公、检、法、司、人大等执法和立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全都集结起来。

3年后,这个课题组正式扩展为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顶峰时期,加入其中的个人成员110余人,团体成员70余个。成员单位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各级妇女组织、地方民政机构、派出所等,也包括一些社会团体和草根妇女组织。

合力

“反家暴一定是汇集各方力量,不可能哪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方面能够单独做到。”冯媛把反家暴网络比喻成一个合作平台,像一张网链接各个“关心反家庭暴力事业”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她在反家暴网络中工作时间超过16年,并于2011年到2012年间任反家暴网络董事会主席。

她本人在1996年发起成立了审视媒体报道中的性别视角的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并加入到反家暴网络中。在此之前,她是一名从业多年的记者,同样参与了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报道工作。

2000年-2001年,反家暴网络开展了一次调查。在中国北部、中部和西部选择三省九县市发放了4000分问卷,对其家庭暴力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同时,还对司法人员进行了家庭暴力干预和是否需要家暴立法的1000多问卷的抽样调查。

“最后发现三分之一左右的妇女遭受过家庭暴力。”冯媛说,调查还针对司法人员的家暴意识的调查。“公检法人员如何看待家暴?从调查结论来看我们立法当中需要推动的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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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国家暴到底多严重
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在国家立法中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对施暴者的行政处罚。实施家庭暴力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从此,家庭暴力成为国家法律禁止的行为。

2003年,反家暴网络起草了第一份民间的《反家暴法》专家建议稿。

“那时候反家暴网络的成员利用各自的资源,从各个渠道接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冯媛说。

2005年8月28日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多机构合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干预模式。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的范围内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多机构合作的模式为政府部门干预家庭暴力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借助于体制内的力量,这份专家建议稿递交到江苏省妇联主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天慧手中。洪天慧又组织33位代表就此形成提案,递交给全国人大议案委员会,随后得到的反馈是"会认真研究"。

“当时的意思就是希望让国家注意到反家暴应该立法,而且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参考的法律文本。”冯媛说。

反家庭暴力立法第一次以议案的形式进入全国人大的视野。

2006年12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反家暴网络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他们合作,把扎扎实实的调研成果和民间的声音传递给他们,通过他们发声递交上去。同时,网络也一直与各级妇联合作。”在陈明侠看来,这种民间和体制内力量的互动合力,在反家暴立法推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家暴网络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他们合作,把扎扎实实的调研成果和民间的声音传递给他们,通过他们发声递交上去。同时,网络也一直与各级妇联合作。”在陈明侠看来,这种民间和体制内力量的互动合力,在反家暴立法推动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全国妇联在2008年我联合国家六个部委共同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相关部门反家暴工作的职责。同年,它还起草了一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2008年7月,全国妇联、中央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和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对各地各部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作出了统一的规范性指导。

2009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孙晓梅接棒,将反家暴网络和全国妇联起草的两份反家庭暴力立法草案整理后,向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提交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议案。

此后,全国妇联全力推动《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一是推动形成共识。”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此前在媒体上表示,全国妇联参与了全国人大内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政协社法委关于反家暴法的调研工作,致力于推动形成共识。除此之外,全国妇联也开展了大量促进地方立法和调研论证方面的工作。

“国家层面,对于反家庭暴力也从不了解到了解,最后到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如此总结。

“妇联有一个体系,从上到下,可以全部动起来,全而广。非政府组织不容易,力量弱一些,但能在一个点作深入研究。两个综合起来就很好。”她把自己视作连接非政府组织、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的桥梁。“把非政府组织和妇联的意见互相传递,不给大家造成分歧。也把建议传给人大。”

诞生

从世妇会上回来以后,孙晓梅对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6年,她基于早期的个案分析发表论文《中国家庭暴力的起因与防治》。

1998年,孙晓梅在浙江温州、北京、河北迁西、内蒙古兴安盟发放4000份问卷调研反对对妇女暴力的情况,其中就涵盖了家庭暴力。

有了这些理论基础,一年后,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的孙晓梅在九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党派提案,《关于反对对中国妇女暴力行为的提案》。这是全国第一份针对家庭暴力、性骚扰、虐待女童、拐卖妇女儿童和强奸妇女等方面的提案。

“政府必须积极努力批准和执行所有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关的国际人权规范和文书。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孙晓梅的这个建议最终得到全国妇联的回复。

“让我哭笑不得,等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孙晓梅把这次经历总结为“自己经验不足”。

2011年,她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了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然而,有关方面在给孙晓梅的答复中强调,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

“我当即表示不满意,我认为中国有关社会类的法律太少,家庭暴力的立法必须制定。”在2011年底,孙晓梅参加了全国妇联召开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座谈会”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家庭暴力立法专家座谈会”,在会上,她又再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011年,全国妇联和中国法学会相继递交《反家庭暴力法》专家建议稿。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立法工作计划。 同年10月,反家暴法立法项目论证正式启动。

2012年,孙晓梅第三次提交有关家庭暴力立法相关的建议。

“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孙晓梅的建议很快收到反馈。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被作为预备项目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了立项论证工作,全国人大内司委也特别把反家暴立法作为重点议案办理。”

“这意味着,反家庭暴力法诞生了。”

时间到了2014年,反家暴立法依然被列入的是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批立法计划,孙晓梅了解到相关部门对反家暴专门立法的认识也有不一致之处。这部法律何时出台具有不确定性。"

“这一年,我代表许多妇女组织再次提出‘关于加快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孙晓梅建议,加快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专门立法的步伐,使这部法律能尽快得以出台。国务院法工委在给孙晓梅的答复中表示,加快反家暴立法的研究工作。

2014年3月,全国妇联完成了《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并借鉴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同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反家庭暴力法》通过。

“这恐怕是中国第一部自下而上,由群众运动推动的立法。”反家暴网络共同创始人陈明侠评价道。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

庇护

只是立法,还远远不够

反家暴是全社会的责任,地方多年试点探索多机构合作庇护模式。

尽管如今《反家暴法》中对于反家暴工作的系统性特点和其属于全社会责任的表述已经足够明确,但在2000年,湖南长沙是少有的意识到并作出相应法律表述的地方。

反家暴法的未来蓝图

2000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通过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决议》,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制止家庭暴力的职责、政策及有关组织、社会团体的职责都作了规定。

更早之前的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

“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正是始于长沙。”学界曾对长沙此举作出评价称,长沙之后,各个地方陆续开始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继而推动国家立法。

这种先行的勇气直接为地方试点创造配套政策,使得其后在长沙乃至湖南进行的多机构合作试点能够顺利。

2001年4月,长沙市芙蓉区开始试点“零家庭暴力社区”工程。

这样的模式后来在长沙全面展开。2008年,浏阳市建立多机构合作干预家暴工作机制。2012年,长沙市率先全国成立“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组”。各部门在政法委的牵头下,协调、合作干预家庭暴力。

“曾经在四川仪陇县试点时,警方就会担忧,很多时候出警,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范。”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郭瑞香说,从试点经验里总结能看出,制定一部国家级反家暴法很有必要。“不然很难进一步推动地方加强反家暴的实践性的工作。”

“地方反家暴条例或者法规政策里面,对于家暴的概念,多机构合作的内容,都有提及。但比较笼统。”

2010年开始,包括联合国妇女署、教科文组织、人口基金和开发计划署在内的多个机构与全国妇联、公安部、中国社科院、反家暴网络等合作,在甘肃、湖南和四川的县市试点多部门合作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的项目。

2008年浏阳市建立多机构合作干预家暴工作机制。2012年,长沙市率先全国成立“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组”。各部门在政法委的牵头下,协调、合作干预家庭暴力。

15年过去,长沙的试点经验和刚刚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一个窥探反家暴未来蓝图的路径,多部门合作似乎是预防和干预家庭暴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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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多机构合作

当一个潜在的家庭暴力案件出现时,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妇联、心理和社工等多机构都能提前嗅出危险的气息。

通过评估筛选,家庭暴力被发现。在随后开展的帮助行动中,考虑到家暴受害者需求的多元,在合作机制下,还可以及时转介,跨部门协作。

“实践证明多部门合作是应对家庭暴力的有效方式。”长沙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李万锋表示。

  • 湖南浏阳市受虐妇女庇护所,据悉从开设到现在已接待70多例受虐妇女的救助。在反家暴法立法之前,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对家暴受害者的救助尝试。
  • 湖南长沙的“反家暴全国第一案”,面对家暴事件,当地司法,民政等采取联动的机制,公安对被告人初始告诫令等措施,防止家暴发生。这为其他地方处理家暴案件提供了借鉴。
  • 受虐妇女庇护所内,设置的房间专门用于接待受暴妇女,后者可以居住一段时间,躲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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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头借鉴了国外或者台湾地区的经验。比如说多机构联席会议,这个就是跟台湾的网络安全会议类似。”李莹解释称,“一个特别是严重的家庭暴力案子,你要某一个部门自己去做下去,很难。因为这样一个案子它会涉及到各方面,涉及报警、求助、就医、情感支持、心理辅导、伤情鉴定、庇护、人身安全保护、法律援助等诸多方面。”

2011年底,李莹律师发起成立了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致力于帮助受暴的妇女儿童,推动国家的性别平等。源众建立后,先后在长沙、湘潭和常德与当地妇联合作,协助开展家庭暴力多机构合作试点。

机构的能力建设随之成为当前反家暴工作的一个重点。郭瑞香说,当前,联合国妇女署和中国政府的地方部门正在合作进行“多机构合作能力培训”,加强为受害妇女提供支持的服务技巧。

“在试点中去寻找一种可持续、可复制的、以受害者需求为中心的基层多部门合作的反家暴模式。”郭瑞香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在未来中国反家暴法的实施中,为后者提供有效的方法和良好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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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团队
撰稿:罗京运、张诗颖 摄影:冯海泳、赵赫廷
视频:于维华、刘伟俊 策划:邹怡
产品:李毅华 设计:刘迎春
制作:师少兵 监制:徐春柳、奚流、王崴
鸣谢:联合国妇女署、长沙市妇联、公众账号“KnowYourself”
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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