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关键词:独裁 民主 救国 论战 知识分子

年度事件: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3 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1)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 “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阀,“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国论”的,则稍单薄了一些。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1、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一)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二)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

 

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杂志。1934年前后的“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主要阵地。1932年创刊于北平。胡适任主编。经费由社员自行集资。标榜"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蒋廷黻

历史学家蒋廷黻。蒋氏是“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独裁救国论”的主将。其逻辑是:“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

胡适

胡适。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作为“民主派”的主将,其“民主幼稚论”显得相当落寞,支持者并不多。胡适在论战中回避了证明“民主比独裁更有助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现实问题,而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论证“在中国推行民主体制要比推行独裁体制更容易”这个命题上,其理由是:“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换言之,在胡适看来,“独裁”是专家治国,需要高超的技术支持,国人素质还很不够,不足以支撑“独裁”;所以只能选择“庸人治国”的民主政治。

丁文江

丁文江。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主将。丁氏赞同民主,但鉴于目前旦夕亡国的形势,丁氏退而求其次,更期望一个强力的新式独裁者出现。按丁氏的理想状态,这个独裁者应该具备如下素质:“一、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她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钱端升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钱端升是一位宪政研究者,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独裁与民主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理由是钱氏认为苏俄式阶级专制和意大利、德国的纳粹专制是历史的趋势,而英美式民主的衰落是必然的。

陈之迈

陈之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陈氏支持胡适的观点,认为“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

陶希圣

陶希圣,国民党权威理论家,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起草者。陶氏对“民主与独裁论战”的意见是:“这样的争论,在理论上固弄不清,在事买上也没有实益。何以又说事实上没有实益呢?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征询民意的会议,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国民代表会;也许不来召集。至于政府现实大权是在一人,还是多人,也只有事实来决定。即令大权不在个人,也与议会政治相差很远的。即令按照《建国大纲》召开国民大会,那个誓行三民主义的县民代表会议,也与多党议会不同。”换言之,陶氏的立场是承认现实独裁,而对这种讨论缺乏兴趣。

结束语

关键词:独裁 民主 救国 论战 知识分子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1934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1949年的到来。【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本文资料,全部来自智效民/编著,《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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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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