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关键词:法西斯主义 一党独裁 国民党 知识分子 独裁与民主

年度事件:中华复兴社

“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口号虽然简单粗暴,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捏造。1930年代,蒋介石确实一度认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怀有这种看法的,还包括诸多的青年国民党人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相反,它承载着许多人沉重的强国之梦……

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1930年代,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

对复兴社而言,十六字纲领其实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导社团政治活动的,是1930年代国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迷信。上海《社会主义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文章极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热望。作者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沈阳吉林陷落了,黑龙江陷落了,锦州陷落了,山海关陷落了,热河陷落了,长城一带与滦东各县陷落了。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外患的威胁之下,然而像这样的丧土失地,还是第一次。本来内部的贫乏与不安,已经使国本动摇,民生日蹙,现在再加上这样严重的外患,在内外夹攻之下,使中国民族的运命,几如风中残烛,使每个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这是每个中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总结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四种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崛起的模式:1,苏俄式的共党主义革命;2,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法国式的民主革命;4,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结果是,除了第四种模式,其余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四种方式中,那一种合适于中国国情?那一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上四种方式——苏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兰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种(前之三种)是不适于中国现状的。除此四种方式以外,尚有一种没有成功过的方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如以前的德国,以及英法各国,才有部分实现的可能——但也仅仅是部分的实现。在中国,资本主义既不发达,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战以后,几有国亡家破之叹,如果没有法西斯蒂运动,则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决没有复兴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样。经过了战败的牺牲,德意志已到了绝望的境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把德意志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然而‘法西斯蒂’的运动,拯救了德意志的运命。因此,‘法西斯蒂’的运动可说对于一切濒于死亡的国家与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顾我们中国,现在处境之危,尤甚于昔日之意大利与德意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作者还希望国民党能够负担起领导中国的“法西斯蒂”运动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运动,就需要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机关,具体的说,要有一个法西斯蒂党。但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内,把无组织的民族组织起来,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从无组织的群众中去组织新党,而只有从现成政党中去彻底改造。……中国的既成政党,实际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除此以外,虽有青年党社民党产业党第三党等名称,组成则仅有招牌,或则仅有空气而并招牌亦无之。这些‘野鸡党’(即不成党的代名词),当然够不上担负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至于共产党,本是与法西斯蒂绝对对立的东西,况且严格的说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党。他们已经没有主义,没有政纲,没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杀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称之为土匪集团,不能称之为党,如此,则明白的,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为“冠山”的作者,对自己所阐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内涵,有明晰的认识。冠山说:“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则,就是救国,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任务”,因为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冠山还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义都可谓不期而合”。因为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地位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国”。30年代国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与冠山这种“民族至上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完全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热衷,正如学者易劳逸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象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拒绝接受一种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况,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家存亡已经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上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法西斯主义这种已被证实具有迅速强国效用的手段,受到国人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复兴社希望全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具体到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刘健群: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贺衷寒: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

这种追求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如复兴社骨干刘健群1933年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持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项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健群所谓的这三个要点,概括起来就是:1、一党专制;2、领袖独裁;3、计划经济。这些其实也正是当日国民党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1969年,刘健群在台湾接受学者易劳逸的采访时,曾如此不无感慨地评价自己当年的理想:“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复兴社的另一领袖人物贺衷寒,1937年3月在《前途》杂志上刊文《现代政治与中国》,即公开宣扬这种救国路径:

“到今天这时候,大家当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复兴的国家,其政治几无一而非举国在一个政治信仰一个政治领导与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中得到成功,这即是说明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那末,我们中国有认识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顾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这条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样百出,喊甚么各党各派合作的口号呢?总之,大家如果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决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又何从得到合作的途径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时勉强合作,又有甚么好结果咧!?中国国民党在其五十余年奋斗历史的过程中,对国中任何革命派别的人士,无不尽量容纳,大家现经觉察国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当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下来从事国家民族复兴的奋斗咧!?……同志们,这里有我们国家民族的事业,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时候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奋斗!”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刘健群与贺衷寒们“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路径信仰,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救国路径信仰。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蒋氏其实早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已有详细阐释。与“冠山”相似,蒋氏也先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知识界同时期也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冠山”是何人?其言论在普通民众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个难以具体数据衡量的问题。“复兴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志,其实也很值得怀疑,蒋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说明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之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已经足以说明,“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这样的救国模式,在当日确实有它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在1933年末知识界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当中,可以看得更加具体。

【蒋廷黻:中国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与“冠山”们一样,这场论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论战的蒋廷黻,其《革命与专制》一文开篇就说:“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廷黻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势力”的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廷黻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丁文江: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导火索。随后,大批知识分子分成“独裁论者”和“民主论者”加入到了论战当中。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独裁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譬如钱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这场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其理由则与复兴社诸人相当一致,认为英、美议会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独裁制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钱氏认为,中国欲谋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而“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编辑注:“民主与独裁论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编辑将用另一个专题来详细阐述,本专题只作简单介绍)

 

社会主义月刊

《社会主义月刊》。又名《民族与社会月刊》,1933年3月创刊于上海;上海社会主义学会编印;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研究法西斯主义理论,1934年6月第2卷第4期出版后停刊。与西方一样,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唯一的共同点在于:所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实际上都源自对德国一战之后由弱国迅速崛起的经验的强烈兴趣。

前途杂志

《前途》杂志(点击可看大图)。1933年1月在上海创刊,是国民党青年骨干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阵地。1935年《前途》第3卷第2期刊有署名为钱崇惠的一篇文章《意大利巴里拉少年团之概况(罗马通讯)》,其中说道:“一个蕞尔横在地中海内,多山地,少平原的岛国,十年前,内忧不止,外患频乃,散乱如麻,素为欧洲乞丐之邦;自受法西斯主义的洗礼,竟一跃而挨进世界强国之林,迄今更以欧洲后进少年之美名,夸耀于天下了。凡游历过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新政的,谁不赞叹墨式十余年来努力成功的迅速?谁不深信法西斯蒂魔力的伟大?”由此不难看出1930年代德、意两国的迅速崛起模式,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

贺衷寒

复兴社骨干贺衷寒。贺氏认为,近代政治,“今天只有法治的政治和党治的政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换言之,贺氏不赞同通常的“民主政治”与“专制(君主)政治”的划分模式,而只承认“以法治国”和“以党治国”两种模式。进而,贺氏推演出另一个结论: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唯一的救亡办法,就是厉行“以党治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曾扩情

复兴社骨干曾扩情。1934年,蒋介石曾特派曾扩情为军队党务视察员,专门视察驻守在豫、鄂两省的杂牌军的党务。临行前,蒋介石交待曾说:“在视察党务中,要特别向各军讲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是每个军人不可缺少的信条”。此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德、意两国一战后迅速崛起的模式的热衷。

张君劢

张君劢。与以《独立评论》为阵地的胡适、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张东荪等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同样也在思考如果构建一个具有高度威权和效率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国家民族克服危机。不过,与胡适、丁文江等人执著于民主、独裁之争不同,张君劢非常鲜明地支持民主,其理由是:专制国家是把人民压制着跟政府一条心;而民主国家是人民自愿跟政府一条心。所以,民主体制更适合挽救民族危亡。

丁文江

丁文江。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主将。丁氏赞同民主,但鉴于目前旦夕亡国的形势,丁氏退而求其次,更期望一个强力的新式独裁者出现。按丁氏的理想状态,这个独裁者应该具备如下素质:“一、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她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胡适

胡适。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作为“民主派”的主将,显得相当落寞,支持者并不多。胡适在论战中回避了证明“民主比独裁更有助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现实问题,而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论证“在中国推行民主体制要比推行独裁体制更容易”这个命题上,其理由是:“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结束语

关键词:法西斯主义 一党独裁 国民党 知识分子 独裁与民主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出版;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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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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