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 阶级斗争

年度事件: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因为聚合了苏俄的卢布、新党军体制以及工农运动,这场北伐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但在这辉煌的战果之外,质疑与恐惧也同时在人心中弥漫……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1、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2、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1926年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9月29日)

笔者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1月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 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听说从前是不甚多),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在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1927年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劢、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1927年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年5月5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1927年5月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梁启超

晚年梁启超。梁氏如此评价“国共合作”:“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人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胡适

青年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对众人谈起自己1926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会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这番忏悔未见得到位——胡适没有来得及看到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台湾70-80年代造就的均富奇迹——但却很直观地反映了爱国忧世青年在1920年代普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丁文江

地质学者、“研究系”成员丁文江。目睹南方“社会革命”的乱象,许多国、共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期望将梁启超推向政治前台以做抗衡,梁启超自己曾如此描述:“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研究系成员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张君劢极力主张梁启超出来登高一呼;丁文江却坚持认为梁的性格不适宜搞政治,坚决反对。

刘少奇

1926年前后的刘少奇。此一时期,刘少奇主要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1937年给张闻天的信中,刘少奇用亲身经历详细讲述了“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并对中国工运的独特性有所总结:“‘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曾琦

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曾氏毕生坚守“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信仰,史学家沈云龙如此评价曾氏的一生:“民国以来,能像慕韩先生以书生创党,无武力,无外援,一空依傍,不倚赖任何已成势力,始终以国家主义号召爱国青年,领导全党同志从事反对阶级专政及所谓‘党治’,并促使民主宪政卒能奠其始基,如此奋斗逾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家,环顾海内,能有几人?”

王国维

王国维。关于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梁启超如此理解:“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农民协会”会员证

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证。按照国民党为农民运动划定的尺度范围,“农民协会”必须在政府领导下工作;但实际情况则是“农民协会”架空了地方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

农民协会万岁

1927年湖南境内的宣传木刻版画《农民协会万岁》。因为农协禁止粮食外运出省,威胁到北伐军队的后勤补给,给了国民党发动清党一个极好的借口。

结束语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 阶级斗争

1926-1927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革命”付诸实施。它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方面,“社会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体的阵营划分(人民与暴君/暴政),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属的层级(尤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时候)既没有原罪,更不会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一旦开启,受财富重新分配的动力驱使,必然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但“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名词,它无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这种模糊性,导致“社会革命”缺乏明确的革命对象,或者说革命对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场,正如鲁迅在1927年所愤怒抨击的那样: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党——前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别革命”;后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万岁”——二者都明白:面对可能到来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不许诺“告别革命”;为了防范社会变成杀戮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从不会鼓吹“革命万岁”;他们能够很清晰地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同。【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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