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观

长期以来,马寅初被认为是“计划生育”最早倡议者,五六十年代还因提出“新人口论”而受到高层的批判;坊间认为毛泽东向来反对“计划生育”,常把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立起来。

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早在马寅初明确提出“计划生育”之前,我国已开始有步骤宣传和推行“节育”。毛泽东并未反对“节育”,也并非一直强调“人多力量大”。毛泽东的“人口观”为何有变?马寅初被批判的实情又是怎样?

共和国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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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将“节育”与其计划经济理念结合起来
“节育”写进“二五计划”建议报告

建国前后毛泽东认为人多是好事

建国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针对此艾奇逊看法,1949年9月,毛泽东以《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次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为当时“人口”政策的定下基调。所以,在1949年到1952年,节制生育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及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建国前,旧知识分子主张节制生育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56年毛泽东提出把“节育”与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启后,民众的生活发生改变,要求节育的人逐渐增多。孩子生得多,家庭收入少,家庭负担重,日子不好过,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实行避孕节育。同时,1953年公布了首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6月30日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0‰。这一数字引起了领导层的忧虑。所以,不久之后,我国对于民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1953年8月,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次年,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又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由上述可见,我国对于节育问题有了转变,但又较为谨慎,不广泛对外宣传。这可以参考周恩来的态度。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

真正对“节育”态度明朗化是在1956年,这一年我国首次把“节育”写进政府报告。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时政府倡导避孕节育,也是为了避免人工流产对妇女的伤害。”

这年的10月12日,毛泽东也公开讲话,表达了自己对“节育”的支持:“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57年毛泽东说: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1957年3月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生产、工作。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们一到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毛泽东后两次讲话都是从“粮食安全”来考虑要不要控制人口的,虽然他对人口的多少态度尚未明确,但他依然主张“还是要节制生育”。

马寅初响应毛泽东,提出《新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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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

毛泽东讲话后,马寅初才公开提出自己的“节育”思想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倡“节育”思路后,马寅初接着提出自己的“节育“思想:

“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尽一切力量来发展科学,倘若人口增长与科学发展同步进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说科学进步超过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物质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这个问题要请科学家们努力。苏联大概有二十二万人研究科学,都是一面在校培养学生,一面从事研究工作。科学家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年轻,我不是在拉科学家,而是说教学与研究应该一致,研究出来了就告诉学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过我要提出一些意见,当然农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却要多子多孙,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避孕工具太贵,要一块多钱,而且套子一弄就破,为什么要这么贵,而且质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要周总理去执行。”

马寅初发言后,毛泽东做肯定回应,并认为“节育”问题值得研究: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

上述就是马寅初“中南海谈论人口问题”的始末。长期以来传言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领导层提出计划生育问题,显然不是史实。

获得毛泽东肯定后,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节育”思想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后,“计划生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了。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可见,当时社会各界对“节育”已不抵触了,马寅初也捉住了这一机会宣讲“新人口论”。自3月到5月,马寅初前后五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到了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和毛泽东一样,《新人口论》主要从“二五计划”的需要,来论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开宗明义说控制人口的目的,是要“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但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大多都是从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论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譬如他认为人口过多会阻碍工业化进程,因为工业化与农业密切相关: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干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和毛泽东一样,《新人口论》还从粮食与农村稳定角度论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马寅初跟毛泽东思路一样,也从粮食和农民收入稳定角度考虑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虽然在1953年至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1 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日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2 .8亩降至1955年2.8亩。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对此问题,马寅初在另一处谈得更为清晰:“我国人口增加率是30%,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40%——50%,可见食粮增加很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马寅初还将其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称作“计划生育”。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1、普遍推行避孕;2、提倡晚婚晚育;3、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毛泽东转向“大跃进”,马寅初没跟上形势
全民大炼钢

“二五计划”转入大跃进模式

1958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二五计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可谓风风火火。“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

毛泽东的人口观发生变化:“人多是好事,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正是由于“二五”计划生产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毛泽东开始转变过去对“人口”多少的态度。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认为“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还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说:“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毛泽东称赞人多是好事,不等于他反对“节育”

从上述论述来看,毛泽东认同人口多是好事,但没有明确反对“节育”,甚至认同“节育”,只是时间未合适,而是需等人口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才实施。所以,一直以来,有诸多人们认为马寅初因为提出“新人口论”提倡“节育”而受到领导层的批判,显然与史实不符。那么马寅初被批评的实情是如何呢?学者梁中堂在其《马寅初事件始末》一文中总结道:

“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师生的大字报产生的,即使后来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批判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所谓自发性,是指与运动中由党组织决定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批判活动相区别的。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动中的几次关键性环节,都是因为马寅初和光明日报、《新建设》以及北京大学3个学会较真、叫板和互动的结果。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給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随同其外出视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报在马寅初不再做回应后也已经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动中,无论光明日报、《新建设》,还是北京大学的几个学会,都是随着马寅初住院退出战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实上,如果马寅初能够像傅鹰总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那样表现,“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也早就“鼓掌通过”了。”

“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新人口论”没能跟上大跃进的步伐,所以马寅初才遭到批判

梁中堂的描述大致符合史实,但也有缺陷和错误。先说缺陷,就是没有能够解释何以学术界会出现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一段不点名批评,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刘少奇说:

“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很显然,这个“某些学者”,指的是马寅初。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了。

再说错误,梁中堂说:“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后两句是确实的,但第一句话不准确,前面引述的刘少奇讲话就是证明;陈伯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批判,但正是他第一个前去北大隐晦地点了一把批判马寅初的火。

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观并不截然对立。相反,《新人口论》正是为了呼应毛泽东的一五计划——即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最大可能牺牲农村来搞工业化——《新人口论》因此曾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但当毛泽东转入“大跃进”模式后,马寅初就被甩下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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