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

关键词:好人主义 知识分子 胡适

年度事件:好人主义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

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学者、教授们,在饱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各自拿出自己薪金的5% ,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刊物的第2期,即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可执行的路径。

教授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

不管这一主张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上了多少恶名,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至少它是平和而可行的,是有良苦之用心的。

对现实的黑暗丧失耐心,胡适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倡导好人主义

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但他在1917年回国时,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那时节,正是民国知识分子沉痛反思自己的参政热情的时候——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譬如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简单说来,其实是民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改造中国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希望尝试去走的另一路而已,即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青年们的选择,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着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详见《转型中国·1919》

但“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又只是一种简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当现实政治继续恶化,这些曾一度拒绝涉入丑恶的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们,也终于无法克制住自己批判乃至参与现实政治的欲望——1920年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如此说道: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这份《争自由的宣言》,虽然可以算做民国知识分子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逆动,但其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的。但到了1921年,时局的败坏和遍地的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这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氛围下,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又都陆续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但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如他自己1922年6月在《我的歧路》中所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于是就有了1922年4月13日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的这份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稿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若干年来,这份《主张》一直备受争议。但要获取这份《主张》的真面目,除了撇开笼罩其上的一切主义之争,回归《主张》的原始文本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在此(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我们的政治主张》全文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好政府”的标准:必须在宪政框架下,财政人事公开、施政有计划】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厂,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须和平议和、军阀必须裁兵、国家必须裁官、选举制度必须改革、财政必须公开】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议人: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汤尔和(医学博士),陶知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1922年4月25日[详细]

读者的来信和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

《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莫大的反响。青年们寄往《努力周刊》的读者来信很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既成势力里面,立场偏右(按民国时代习惯性的划分)的梁启超研究系,立场偏左的孙中山国民党,包括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内,则无一例外,对这一主张采取了攻击态度。联署文章的诸位学者、教授对这些反响,赞成或者批评,都曾有过恢复。个中讨论,给人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的感觉。限于篇幅,各举一例:

【青年们的来信:你们追求“好政府”,非常好;但采取的是革命手段呢,还是改良手段?】

24岁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钧、郑振夏、殷钺、许孝炎、李俊、林之棠、陈凯,读到《我们的政治主张》后,非常兴奋,给《努力周报》写信说:

“想先生们是教育界‘清高事业’的人,从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会主义的,现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主张‘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和我们不约而同,这实在是思想界一大转机,使我们抱无限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舆论,流行一种“社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在学者、知识分子们当中很流行,在青年们当中也很有市场(“少年中国学会”就以此为宗旨)。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驳《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武器。但董秋芳等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见,认为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互为因果,没办法分出先后次序,只能是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有许多言论,对先生们的主张怀疑的,我们都认为理由不充分。有人说“要从社会改革入手,否则政治改革是基础不稳固的”,我们可以反转说,“要从政治改革入手,否则社会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来好社会和好政治,互为因果,不能绝对划分。譬如鸡与鸡蛋一样,有鸡能生鸡蛋,有鸡蛋也能孵鸡。况且在中国现在特别情形之下,政治事业尤其是社会事业的工具。政治好,能够用政治的机械力,增进社会事业的效率;政治糟,什么都不好办,至少要减少儿分可能陕和速率。财政破产对于教育,内争政变对于民生的影响,就是眼前好例。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但青年们也有自己的疑问:“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一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是“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经山穷水尽。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门面话;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纸老虎!现在不好再请愿裁兵废督,希望国是会议,合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具体的手段呢,则是“我们相信平民革命的奋兴剂,一面是‘到民间去’,一面是手枪炸弹。”当然,青年们也很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我们也承认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的。但想不出别的方法较安全较和平,而能够有同祥的效果,可以认作救中国走得通的最后一条路。你们的主张大概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价能够得最大的效果,谁不乐意?关于此点,你们如能给我满意的解释,我们当然极愿意牺牲成见,服从你们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这封青年们的集体来信,是由胡适出面回答的。青年们给教授们出了一道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选择题,胡适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秃椽剩瓦也要人做。”

对青年们“到民间去”的选择,胡适也有一段苦口婆心的告诫,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这段告诫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来自右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北京的《晨报》,虽然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启超、林长民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官方报刊。梁启超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在屡次与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无结果之后,在1920年代,转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启蒙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为思想界尽些微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面世之后,晨报的社长“止水君”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主张底根本疑问》的社论来驳斥,文章重弹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调——“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

“政治是为社会而发展的,同时,又要待社会而发展。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

有着相似观点的,还有天津的有教会背景的《益世报》,该报刊等题为《好政治》的社论,批评说:

“以为今日之事而不从根本教育人手,皆是废话。以吾地大物博,岁入之丰,欲国民免去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实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实不足以语政治之事。”——也有典型的新文化运动色彩。

高一涵和胡适的回复:

《主张》署名者之一,北大教员高一涵回应了《晨报》和《益世报》的批评:

“我们不是想抛开教育事业不管,一心要想去做政治事业;只想要求一个允许或不妨害我们办教育事业的政府。我们并不是想从政治方面‘单独进行’,把社会事业一切停止,只想要求政治事业与社会事业携手同行。”

胡适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想要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力一面的。”

【来自左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与右翼的研究系有所不同,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关心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先后次序,他们关心的,只是从事政治改造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改良”,还是“革命”。譬如国民党人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说:

“蔡、胡诸先生以好人自命清高为中国政局败坏的重要原因,诚然。但我认为还该说得明白一点。所谓‘好人自命清高’,应改为‘自命好人者不敢革命’才对。即如蔡、胡诸先生所讲民国初元以后的情形,就是好人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但那时候好人为什么要跑,不(正)是因为讨袁军的失败,而国民多数都反对革命,竟没有人继起吗?‘好人’的界说是最难定的。指有学识的阶级吗?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那时正揎拳奋臂,赞助袁世凯副署那破坏国会的命令咧。自命好人者自己既不敢革命,又要骂别人革命者为暴徒,真的‘好人’要不跑也不能啊!蔡先生自己不就是跑的一个吗?跑的是不得已,不肯革命的是真懦怯,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往事不说,眼前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先共同来破坏。蔡、胡诸先生全文不提及“革命”的字样,也不提及实际上革命的方法,只以有‘决战的舆论’为止,我认为这样决不能达到‘好政府实现’的目的。这是根本上要和诸先生商榷的地方。”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年的6月15日,借着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判,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炳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那能不蹈此覆辙!(《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胡适对邵力子的批评没有作出回应,但对中共的批评,则作了坚决的驳斥:

“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义也决不能实现。”

 

努力周报

《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由胡适主编,撰稿人有胡适、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等。主要致力于西方民主、自由和议会、宪政的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刊发于该报第二期。

胡适

《我们的政治主张》起草者胡适。胡适在《主张》中坚持将求得一个“好政府”作为当下“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呼吁“好人”们暂时放下那些“大同”或者“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先去为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奋斗”。因为“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义也决不能实现”。

丁文江

胡适的好友、对其“好人主义”影响极深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之一的丁文江。对当日的左翼政党鼓吹青年们积极参加暗杀,丁文江如此批评:“用手枪炸弹去暗杀,是个人的事,不是团体的事。因为一两个人自问没有结合的能力,结合的耐性,凭了一腔热血,暗杀了国家一两个元凶,何尝不是快心的事?若是有知识的阶级,结起一个团体来鼓吹这种举动,岂不是没有出息,没有道德?”

蔡元培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领衔署名者蔡元培。在“好人内阁”被军阀摧毁之后,“好人”蔡元培选择了“不合作主义”,辞去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王宠惠

近代法学家、“好人”王宠惠。王宠惠在1922年短暂进入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组织内阁,但因无权无势,没有做出任何成就,不过替军阀们装点了一下门面。胡适曾对该“好人内阁”寄予厚望,但结果发现“全不是我们想的那么一回事”。

梁漱溟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青年梁漱溟。

高一涵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青年高一涵。

高一涵

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右三)、胡适 (右二)、蒋梦麟(右四)合影。前三位都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

陶孟和

《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署名者,社会学家陶孟和。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1922年6月15日,中共公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批评“好人主义”,将胡适等学者、教授称作“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结束语

关键词:好人主义 知识分子 胡适

1922年的这场“好政府主义”论战,牵动了国内各种积极的改良、革命派势力的神经。最后,因为“好人内阁”——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两三位署名者进入政府,组了一个内阁——被北洋武人阴谋暗算而倒台,争论就此结束,当日批判“好政府主义”的各种左、右翼力量,也就异常光彩地宣告自己掌握了真理,获得了论战的胜利。甚至于胡适自己,在1923年10月《努力周刊》停刊之际,回顾这一年半以来的种种努力全都白费,也不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功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这似乎又回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路上去了。

左、右翼力量们欢呼自己取得了论战的“胜利”,都觉得自己的救国路径才唯一正确,可惜日后的历史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尴尬,其实关乎到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总是寄希望于找到一套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方案。右翼拿“好人主义”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相责难;左翼同样如此;参与讨论的青年们也希望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二选一;连胡适自己,也一度急功近利地对“好人内阁”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可是,真有那种绝对的、唯一的、根本性的解决政治改革的方案存在吗?在实践尚未完成之前,这种绝对性、唯一性、根本性又该如何证明?这实在是很成问题。与其如此,何不摆脱这种对根本性方案的期望,先把能做的做起来呢?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里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与其期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如“好人”们先起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奋斗”。【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出版社;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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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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