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关键词:五四 青年 少年中国

年度事件: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年,它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时代失掉了青年 青年厌倦了政治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1919年的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的结束语,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一年,“少年中国学会”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又过了20年,时人不无惊讶地发现:活跃在政坛、学坛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许多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天下,果然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天下”。

聚合:“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发起人王光祈日后曾如此解释当日组织“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这里面显然深受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王光祈们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于是有了这样的学会规定: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首批会员,日后的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如此回忆学会初创时的气氛:

“‘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会员们)平日务求言行一致,尤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会员间来往通讯,讨论修养、科学、政治活动及一般社会问题之函件,载在《少年中国》月刊者,皆至亲切感人,尤为当时一般青年所争诵者也。”

另一位会员方东美晚年回忆:“(学会会员)共计一百有八人,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吁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理想:思想不革新,社会不改造,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究竟是何模样?如何达成那种模样?学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如此描述的: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相对于李大钊抽象的描述,另一位创始人王光祈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似乎要具体很多: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什么样的“少年中国”才“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呢?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开始:“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在一封给夏汝诚的书信中,王光祈谈及自己从困顿人生中获得的感悟:“(我)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具体到政治体制,王光祈也有很具体的看法,他曾研究过同时期在欧洲风靡的社会主义,也研究过在俄国推行的列宁主义——1919年的青年,多少都有过类似的思想经历——王光祈担忧列宁的俄国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

“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虽然王光祈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仍然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总而言之,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对此,王光祈曾特意撰文《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详细回顾中国自戊戌以来所有政治变革遇挫的历程,最后沉痛说道:

“主张政治改革者之效果,我国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无得见天日矣。”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许多年后,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当年的学会生涯:“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另一位会员,“战犯”李璜,也在台湾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日子,他谈起一位老朋友——毛泽东——用了“会友”两个字来称呼他。王光祈曾在1919年如此评价这位湘潭青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编者按:清代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1919年,这名叫做毛泽东的青年学生公开刊文,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在他的这个“新村计划”中,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那一年,毛泽东接到学会印制的一份“‘少中’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明确地填写了四个字:“教育事业”。

离散:青年们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但终究,不涉入现实政治活动,只关注社会改造的学会规矩,还是被打破了。

这种打破,或许是某种必然,用会员李璜的话说:“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所以,《少年中国》月刊从出版之日开始,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王光祈也很清晰地看出,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会员邓中夏说:“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但在创始人王光祈看来,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王光祈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王光祈说:

“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但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1920年,李大钊首先站出来,要求学会确立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理由有二:1、学会已经有了两年的“切实研究”,该对主义问题做个结论;2、这段时间社会上冒出各种团体,都有鲜明的主义的旗帜。到了1921年,北京的部分会员甚至提出了“必须采用一种主义,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1921年7月,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共到会23个代表。会上,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表决: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讨论主义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讨论到了是否应该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结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讨论的结果是:将直接加入现在政界,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活动,将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定义为广义的政治活动;然后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括到“社会活动”之中,表决结果,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也是在这次会上,王光祈为“学会容许”的“政治活动之例外”重新作了规定,即容许“推翻一切强权政抬之一革命运动”。

再往后,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去了;依赖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的梦想,越来越少有人提起。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此后,会员们各奔东西,在国共漫漫内战的战场上拼死搏杀。

“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意味着通过文化改良和社会改良来造就一个新中国的梦想,在青年群体中的破灭。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们积极投身到一场比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去了。至此,不但政治层面的改良在中国近代死亡,连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改良,也彻底死了;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此起彼伏,从未稍歇。

 

《少年中国》

学会刊物《少年中国》杂志。杂志自创刊伊始,即风行全国,与《新青年》并驾齐驱。

王光祈

学会创始人、音乐家王光祈。针对外界误会学会的性质类似于“东林复社”或未来政党,王光祈曾如此澄清:“吾会性质既包含学术与事业两种,而事业又限于社会活动,此种团体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就政治信仰而言,王光祈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迄至晚年,王氏在德国立誓:“将来回国应做的事很多,‘誓死拥护思想自由’乃是我现在已确定的方针”,但王氏终究客死异乡,没能回国。

曾琦

学会创始人曾琦。日后与同为学会会员的李璜,共组民国第三大政党中国青年党。学会晚期因主义发生分裂,其分裂的双方,即为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和以曾琦、李璜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派。

调查表

毛泽东所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点击可看全图)。

方东美

学会会员、哲学家方东美。方氏如此解释学会晚期为何由“社会改良”转向“社会革命”:“五四以后,至于民国十三四年,国情愈益恶化,北方军阀愈益猖狂,全国青年革命情绪激昂……于是各依所见所信,转求效率最快之政治路线,期以达成救国之目的,大势所趋有如决川赴海,莫能遏之矣。”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1921年5月31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后排右三为李大钊,右一为邓中夏(点击看全图)。学会全体会员名单: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李大钊,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魏嗣銮,赵曾俦,沈懋德,李璜,易家钺,李劼人,雷宝华,宗白华,左舜生,葛沣,黄日葵,袁同礼,罗益增,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彭云生,李思纯,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鲁之,孙少荆,胡助,易赓甫,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刘正江,苏甲荣,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陈登恪,赵子章,赵世炎,郑尚廉,黄仲苏,黄忏华,田汉,刘仁静,郑隆瑾,章志,沈君怡,杨德培,朱镜宙,邓中夏,张菘年,陈道衡,赵崇鼎,沈德济,蒋锡昌,阮真,杨贤江,王克仁,谢承训,方东美,王德熙,邰爽秋,恽代英,余家菊,梁空,张闻天,芮学曾,毛泽东,刘国钧,李贵诚,章一民,陈启天,恽震,王崇植,吴保丰,周佛海,张明纲,高 君宇,陈政,汤腾汉,杨效春,张涤非,李初黎,杨钟健,沈昌,鄢公复,唐现之,朱自清,常道直,刘拓,卢作孚,金海观,曹守逸,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侯绍裘,杨亮工,须恺,黄公觉,刘云汉,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苏里乐,吴俊升,张鸿渐,胡鹤龄,任启珊,许应期,浦薛凤,朱公谦,叶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潜恒,汤元吉。

结束语

关键词:五四 青年 少年中国

青年们在1919年用“少年中国学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了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式微,则意味着青年们对“社会改良”道路的失望和抛弃,意味着“改良”终于彻底失去了他的青年,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这年夏,中年人章太炎在他上海的书房里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即将成为中共党员的青年李汉俊则告诉芥川龙之介: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革命”,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终极信仰。【pdf版本下载】

资料来源: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三联书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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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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