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关键词:梁济 民国 道德沦丧 社会达尔文主义

年度事件:梁济之死

1918年,护法运动引起的南北战争,在湖南激战正酣;北方,安福俱乐部成立,议会民主沦为北洋政客的玩物;南方,军阀们成立了新政府“西南各省联合会”,孙中山无处立足,黯然离开了广州;梁启超一班“社会中坚”们兴奋万分,因为中国刚刚在一战中对德宣战,而德国已经正式宣布战败;青年们则满心焦灼,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发了奇想要在岳麓山下搞无政府主义试验,一个叫鲁迅的医学院肄业生满怀愤懑地在《新青年》上刊发《狂人日记》;一个叫李大钊的青年则开始预言“社会主义旗帜一定会插遍全球”……混乱无序的1918年,无所适从的1918年,一个叫作梁济的儒者,有预谋地将自己沉入了北京的积水潭,他说,他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

一个以自杀谴责民国道德沦丧的儒者

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济出门要去好友彭翼仲家,临行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遂与已经做了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儿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末了,梁济问他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许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起与父亲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一个坚决的改革家“为清朝而死”

梁济,字巨川,1858年生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梁济生前虽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也办过报纸,但名声始终局限在京城之内,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在自沉后留给世人的遗书中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的话,但梁济本人,并不敌视共和,更不是帝制的拥趸。甚至可以说,他在晚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走上改革前台的机会。台湾学者林毓生仔细读过梁济的文章,勾勒过他的生平,得出的结论是:

“梁济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也不是腐儒。事实上,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1892年,梁济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顽固的清流派士绅的鄙视和对西学的重视:“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1898年,他又谆谆告诫子弟们要积极出洋求学,“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也是在这一年,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戊戌年的变法,梁济也是赞成的,只是具体的变法意见与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轻,草拟的变法奏章没来得及上,政变就来了;1902年,为了开启民智,梁济和好友翼仲创创办了北京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这些都是林毓生先生勾勒出来的梁济积极赞成、参与晚清改革的史实,“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这些事实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轻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将以身相殉——的暗示”,林毓生如此说道。

但是,梁济确实是反对革命的。1911年,梁济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他告诫了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他的理由是:“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由此也可见,梁济的反对革命,程度相当有限,虽然不赞成革命,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参与革命,但并不绝对排斥革命的到来。这种心态,可能代表了晚清绝大部分立宪派人物们的心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倘若革命的洪流汹涌而至,他们也能够接受现实随波逐流。

所以,梁济在遗言中对自己的死,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解释:“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又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赴死的逻辑:以自杀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

梁济对自己的自杀,谋划已久。从其遗书中可以知道,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曾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但当时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梁济曾如此解释个中原因: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于是就没有去死。

梁济在遗书中很多次提到自己“我为清朝遗臣”,也很多次提到“(清廷若)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亡国有异”,这些论述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隐秘的逻辑关系:梁济自我定位为清朝的遗臣,认为自己负有殉清的义务;但同时又认为,民国是由清廷禅让而来,若进入民国之后,国泰民安,则可谓千古美谈,如此,清廷的禅让并不等于亡国,自己也就没必要为殉清而去死了。梁济非但不让自己去死,而且也希望其他的清廷遗臣也认识到这一点,要念及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国”的良苦用心,不要随便去死。

从史实上讲,民国当然是抛头颅洒热血革命革出来的。但在梁济心目中,“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民国是清廷禅让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梁济解释背后的逻辑:

“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这种解释,当然不符合史实,清帝退位诏书中虽有大量类似“不忍生民涂炭”的词句,但清廷的退位,却确确实实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的史实逻辑存在。但对梁济而言,有无史实逻辑并不重要,他作为清廷的臣子,所关心的只是退位诏书的言辞如何描述,诏书是什么逻辑,梁济就认可怎样的逻辑。

梁济在民国元年选择不死,起作用的就是诏书逻辑——不能随便去死,辜负掉皇帝禅让的美意,皇帝的禅让,有可能变成千古美谈,做臣子的必须支持;梁济在1918年选择去死,起作用的也是诏书逻辑,梁济自己如此说道:

“辛亥壬子之间余固欲死矣,然彼时若死,则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且旧君以政权移转民国,深望民国能善治。余尚未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说明,万不容糊糊涂涂牺牲此身。现在都清楚了,今日死之题目曰:辜负清廷禅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

1918年,在观察了民国7年之久后,梁济终于得出了他的结论: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廷的禅让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清廷“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梁济决意要以自己的死,一则殉清,二则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的美意,三则唤醒世人重建社会道德。

误入歧途的转型:社会达尔文主义肆虐中国

梁济的死,是为了清朝,其实也是为了共和——他不是帝制的拥趸,自始至终他都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尤其反对他称帝的阴谋;他也不是真正的满清遗老,1917年张勋入京复辟,梁济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张勋,竭力劝说他放弃复辟的计划。然而共和进行到第七个年头时,遍地狼烟,政局混乱,满眼皆是道德的沦丧,梁济终于彻底对共和丧失了期望。

《伏卵集》中记录了许多梁济对民国政治的亲身见闻,这些见闻绝大多数都让人心灰意冷,譬如对议员们的印象,梁氏如此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时,各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梁济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住到乙党招待所,再拿一份好处与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了自己的票。

梁济当然也承认,风俗的败坏并不是从民国开始的,早在清末就已然如此。但梁济对一个崭新的民国,是抱有强烈的期待的,“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

如此,梁济觉得自己只好去死,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故而,梁济又如此重新定义自己的死:“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虽然梁济在遗书中不断谴责民国的政治败坏和道德沦丧,但总体看起来,涉及具体政治的抨击并不多,更多的哀叹都是针对新旧文化转型而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中的“家庭解放”,梁济说:

“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1918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许多的青年,正热衷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家长们受社会流行风气波及,也放任子女到社会上去,在家中则“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梁济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但梁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民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所在。《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早在1913年,就已经看到了梁济在1918年所看到的一切,杜氏说: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相对于梁济苦苦纠缠于社会道德崩溃的表象,杜亚泉的观察力要敏锐得多,他已经窥见了中国在短短十数年间,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根源。杜氏说:自19世纪后半期,欧美开始流行一种极危险的唯物主义,这种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纠缠在一起,东渡输入中国之后,最开始表现为富强论(洋务运动),后来变成“天演论”(维新运动),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清末开始,广泛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杜氏认为:把中国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就是这种“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杜氏说:

“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这种“物质主义”,在晚清,一度表现为洋务运动的富强论;后来则表现为维新运动的进化论;再后来,进入民国,则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主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依靠金钱推动和运转。杜氏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自晚清以来,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历史观,早已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的引入,而彻底发生了改变。这种“人心”的巨大改变,才是民国物欲横流的根源。杜氏在1913年悲观地预测道: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1918年,梁济用他的死,证实了杜氏的预测。只不过梁济眼界有限,见不到民国的物欲横流,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而误将其归罪于民国本身。尽管梁济为这场自民国元年开始的漫长自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唯恐后人误解自己的死的意义,而写下了大量的《敬告世人书》——但其结果,并未在1918年造就多少大的社会影响。积水潭的涟漪,唤醒不了国人;因为梁济自己也没能找到国人道德沦丧的根源。

 

梁济

梁济在北京家中留影。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晚年梁启超

梁漱溟曾回忆父亲梁济与梁启超的关系:“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但并无怨念,而是说:“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济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到此节,“深自咎责”。但梁济似乎从未意识到,他深恶痛绝的民国道德沦丧背后,与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盲目照搬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莫大的关系。这种鼓吹弱肉强食的学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晚年梁漱溟

晚年梁漱溟。父亲的自杀,留给梁漱溟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在晚年有过一种回答:“在我的看法、我的认识,就是这个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在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也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在一个盛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梁漱溟固执地选择了“相信人”。

杜亚泉

民国学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当梁启超误把中国古代一味主张私利的“杨朱之学”等同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而大加推崇时,杜亚泉却看出了近代“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利己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个人主义”有权利观念,也有义务意识,而“利己主义”则只谋求追逐个人最大化的利益与享乐。但可悲的是,晚清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利己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结果则是梁济严重的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则是梁启超口中大呼的“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李大钊

李大钊。国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始于一战。按照蔡元培的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来兼有竞争和互助两个方面。德国采取尼采的强权主义,最后失败了;英法协约国采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最后胜利了。李大钊则说: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即便是在他皈依了列宁的“阶级竞争”学说之后,也仍然有这样一种信心:“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结束语

关键词:梁济 民国 道德沦丧 社会达尔文主义

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在中国广泛蔓延,梁启超有过一声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梁启超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正是他,在晚清曾竭力鼓吹杨朱之学,鼓吹“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大呼要“以杨朱之学救中国”。梁启超错误地以为,中国古代的杨朱式的私利主义,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梁济的死因里,少不了也有梁启超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个人主义”因素。

不过,如果梁济对历史稍稍多一点信心的话,1918年他本是可以不必去死的——这一年的11月16日,也就是在梁济去世后一个星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蔡元培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兴奋地宣布:“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弱肉强食强权至上拜金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知识分子们抛弃了,他们接受了新的西方思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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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孙明《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载《史林》2011年第2期;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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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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