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关键词:袁世凯 梁启超 帝制复辟 开明专制

年度事件: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护国

被立宪派当中的一小撮知识分子奉为治国安邦的不二法门的“开明专制”,在这一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心目中实施“开明专制”的最佳人选袁世凯,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复辟帝制,登上了皇位。

概念偷换:梁启超无法让“告别革命”自圆其说

自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第一天开始,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同仁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颂扬“开明专制”,强调一个高度集权的“开明大总统”对新中国的前途是如何地重要,如何地性命攸关;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诋毁革命党、诋毁革命,革命党成了梁氏语境里的“暴民”,“革命亡国”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由于梁氏及其进步党同仁们的宣传,民国二年、三年间,“革命”简直成了一种原罪。

这种不遗余力的颂扬和诋毁,终于在1915年让梁启超自食其果,陷入了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在革命党遭到袁氏和进步党在武力和理论上的双重打压而势力衰微的形势下,为了阻止袁氏倒行逆施,梁氏不得不与门生蔡锷在西南举起暴力反袁的旗帜;虽有暴力反袁之实,梁氏却坚决不能承认自己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是乎,梁氏在1915年公然修改了自己对“革命”的定义——按照梁氏的新逻辑,他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反对者,因为在梁氏的新逻辑里,袁世凯成了真正的革命党。这个固执的革命恐惧症患者,玩起了概念偷换的低级游戏。

梁启超不反对称帝,只不过反对袁世凯过早称帝

在剖析梁启超关于“革命”的概念偷换之前,需要先澄清一个史实:梁氏并不反对帝制。虽然梁氏在护国运动中表现得不遗余力,但在他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一文中,梁氏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非常清晰:他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只不过反对袁世凯过早称帝。

对许多熟悉护国运动这段历史的读者而言,这个结论,是对梁氏的一种严重而且颠覆的“指控”。为了证实这种颠覆,下面引用几段《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中关键性的原文。

第一段——袁世凯组织的筹安会理论班子,1915年上半年集中打宣传战,大力推广“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这样一种论点,以此作为袁世凯需要立即称帝的理论基础。梁启超如此反驳他们:

“我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第二段——既然在梁氏的心目中,袁世凯之外,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人来做皇帝进而搞君主立宪,那么,也就等于在梁氏的心目中,袁世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路径。梁氏说:

“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所谓的“兹事”,是指筹安会所宣扬的共和制度下面选举总统容易发生混乱的宣传。梁氏是认可这种担忧的,但同时又指出,袁世凯此前颁布的独裁约法,已经让袁氏成了终身总统,在袁氏生前,不必存在这种担忧;至于袁世凯死后怎么办,梁氏则寄希望于袁氏的寿命长短,希望袁氏长寿一些,如此有充分的时间“培养元气,固结人心”,然后继续共和也行,恢复帝制也罢,都是可以的——“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这段话当中已经有两个信息很明确:1、梁氏对袁氏鼓捣出来的那部独裁约法,是完全认同的;2、梁氏虽然承认共和制这个既成事实,但并不否认帝制,而且不反对袁世凯将来称帝。

第三段——用梁氏自己的话说,进入民国之后,他的心境是很失望的,“既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所谓“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意思很明白,梁氏是反对共和政体的,这从他1912年写信给袁世凯,让他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意思也很明白,梁氏是欣赏帝制的,而且梁氏把这种恢复帝制的期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

“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据割,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

梁氏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中国只有“复返于帝政”,才能“图存而致强”;而要在已然共和之后,再回归帝制,惟有两种办法,一是大总统励精图治,取得巍巍的功德,而被民众推戴上帝位;一是天下再次大乱,出现军事强人,翦灭群雄统一中国。梁氏赞同走前一条路,反对走后一条路,因为后者可能会引来外部势力,最后甚至可能出现外部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导致亡国灭种。

梁氏这段话,其实恰恰也是他积极发动武力反袁的真实原因:他不反对称帝,但他希望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功德获取帝位,而不是以武力和权术强取帝位,后者必然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换句话说:梁启超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只不过反对袁氏在1915年仓促称帝;他一直在否定共和,一直是帝制的拥趸。

偷换“革命”概念,袁世凯竟成了“革命党”

1915-1916年护国战争的胜利,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这场战争被孙中山称作“三次革命”;但坚定的“革命恐惧症患者”梁启超,却坚决不承认这场自己和部分进步党人更具主导地位的战争是一场“革命”。

且看梁氏的理由:

“交战团体者,革命军专有之名词也,故学者亦称之为革命团体。今欲论西南军政府宜否为交战团体,宜先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欲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则当先明革命之意义。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日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谋颠覆现在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为北京政府中人耶,为云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盖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凯其人也;与袁世凯相狼狈者,皆革命党也;数月来北京政府蝇营狗苟之举动,皆革命运动也。”

梁氏的上述言论,发表于1916年初。按照梁氏的逻辑,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成立的西南军政府不是革命者,反而是在北京称帝了的袁世凯才是革命者,袁世凯集团,才是革命党——因为梁氏给了“革命”一个新定义:颠覆现在的国体,另造新的国体者,就是革命。

这种新定义是不是有道理,本文无意讨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自1911年以来,梁氏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一再地改变、偷换着革命的定义——

一、1911年,为了洗刷自己“反对革命”的历史,以便参与到共和制新中国的政治游戏中来,梁启超如此定义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按梁氏此时的意思:革掉专制,实现立宪,就是革命;革命党要搞共和立宪,自己提倡君主立宪,都是革专制搞立宪,所以都是革命。

为了强化自己同为革命者的身份,梁氏此时还有另外一套政治术语:“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只问政体”,就是说自己和立宪派同仁“只关心政体是立宪还是专制”;所谓“不问国体”,就是说自己和立宪派同仁“不关心国体是君主还是共和”。换言之,梁氏此时将“立宪”和“专制”划分为“政体”;将“共和”和“君主”划分为“国体”;只要是要求“革专制而成立宪”,也就是要求改变“政体”,就都是“革命”。

到了1915年,梁氏对革命的定义却变成了——“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日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政体”、“国体”及其区分,是梁氏自己造出来的政治概念;“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是梁氏自己提出来的“革命”原则;如今,梁氏为了圆自己一贯反对革命的理论,自己打自己理论的脸,“革命”与“政体”脱离了关系,反又与“国体”扯上了关系。

二、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对“革命”的定义回归到了他清末与革命党论战时候的概念,即“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也”,即革命是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推翻现中央政权的政治运动。这句话里面包含着“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1、推翻现中央政权是目的,2、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是手段。

“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异口同声,不遗余力地谴责孙中山和革命党是“乱暴势力”,并将进步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定性为优先联合官僚派以对抗“乱暴势力”。这种对革命的反对和谴责,其实是对革命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的反对和谴责,梁氏认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巨大灾难,会“革命亡国”。这种理念,是对清末与革命党论战时理念的一次回归。

但到了1915年,在上述“革命”的二要素全部齐备的情形下,梁启超却坚决不承认护国战争属于“革命范畴”,为了自圆其说,他重新定义了“革命”,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梁氏说:“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这是不是“政治学之通义”,姑且不论,但至少,梁启超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话,短短三四年间,他对“革命”的定义已经变更了若干次,每次更改,都是出于功利主义,此时又谈什么“政治学之通义”,恐怕梁氏自己内心也是无法信服自己的。

三、完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偷换之后,主导暴力战争推翻现政权的梁启超再度将自己粉刷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的反对者,他对英国记者如此说道:

“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于是乎,袁世凯集团成了1915年中国最大的革命党。

革命家总是错的,革命理论家总是对的——革命家只搞革命;革命理论家想让什么是革命,什么就是革命;想让什么不是革命,什么就不是革命。

 

云南都督蔡锷

护国军领袖蔡锷。蔡锷辛亥年后,与其师梁启超一样高度推崇开明专制,“二次革命”时曾坚定地站在袁世凯阵营,积极与革命党作战。其自述1915年发起护国战争的理由:“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干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杨度

筹安会领袖、“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杨度。杨度极力宣传救中国必须让袁世凯称帝,并策划了诸多社会团体(包括妓女)上表泣求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对此,梁启超如此讽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白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严复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严复。筹安会极力为袁世凯称帝打造理论合法性,归根结底为一句话:要想救中国,就得让袁世凯称帝。

刘师培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筹安会极力为袁世凯称帝打造理论合法性,归根结底为一句话:要想救中国,就得让袁世凯称帝。

孙毓筠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筹安会极力为袁世凯称帝打造理论合法性,归根结底为一句话:要想救中国,就得让袁世凯称帝。“六君子”其余二人为:李燮和、胡瑛。

结束语

关键词:袁世凯 梁启超 帝制复辟 开明专制

自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提出“告别革命”以来,这个概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思想界、媒体界;迄于今日仍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

 

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告别革命论”的鼻祖梁启超,当年所玩的那些概念偷换的游戏,本身就是对“告别革命论”最大的一个讽刺——拿一种只讲思想逻辑,不讲史实逻辑的理论,当作历史的教训,来警示后人,本身已经很荒诞了;如果连思想逻辑都没有,只剩下一堆概念偷换,这理论的现实价值,显然就更加可疑了。

 

警惕理论家们的胡说八道,才是历史极重要的教训。

资料来源: 张永《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杜奎昌《梁启超与护国运动》,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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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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