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

关键词:革命 立宪 辛亥 共和 中层社会

年度事件:共和降临

本年,清室退位,民国诞生,“共和”终于降临这片深受专制毒害数千年之久的苦难土地。本年,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任何党派政权或政治强人,再不敢明目张胆地从理论上肯定专制。“民权”,在这一年成为无可动摇的“绝对政治正确”,一直迄于今日。

辛亥革命是一场“软着陆”的好革命

“共和”是怎么来的?有说是“革命”革出来的;也有说是 “妥协”谈出来的;还有人说,革命以“共和”为理想,而“妥协”恰恰体现着“共和”的真精神。这些回答都对,都有道理,也都有史实支撑,但并不完整。光有“革命”,光有“妥协”,是抵达不了共和的,在“革命”与“妥协”之间,必须要有一种能让革命“软着陆”,能让“妥协”切实生效的“润滑剂”。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暴力)革命当中,能起到这种“润滑剂”作用的,必须是,也只能是一个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中层社会”,不可能是别的事物。辛亥革命自然也不例外。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层社会”是指哪些人

要谈“中层社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润滑剂”作用,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1911-1912年,中国的“中层社会”,指的是哪些人?

●学者:废除科举导致知识分子(中层社会)没出路,叛离清廷倒向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清楚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传统中国的“中层社会”,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1905年的废除科举,显然会对这种传统“中层社会”造成某种冲击。

关于这种冲击,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广大士子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这些士子流落到社会上,最终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则是明显错误的。

●错了:真正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转型比朝廷迅速

为什么这个逻辑是错误的?之前的专题(转型中国1905:废除科举)已有论述——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此处重复一遍: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沈渭滨教授的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又是正确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虽然废除科举对读书人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读书人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中层社会也就是读书人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中层社会,最终选择抛弃了严重滞后的朝廷,选择了“叛离和反对”。

也就是说: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传统的“中层社会”,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读书人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很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中层社会”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顽固地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至此,也就能够回答此节开始时的那个问题了:在1911-1912年,中国的“中层社会”,就具体人员而言,与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必须看到:同样是这些人,在1905年以前和1911年前后,他们的身份标签是有重大变化的,他们已经从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转型为了或者正在转型为近代“中层社会”的知识分子。

二、“中层社会”让辛亥革命“软着陆”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一场革命。为什么这么讲?可以引用一段近代史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话作为说明:

“辛亥革命不仅时间短,而且代价很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仗比较厉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9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9个武装起义的省,也没有死几个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并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现在流行“反思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革命会导致暴力流血,会导致社会倒退,包括经济的倒退、文化的倒退种种。这种“反思”,在某些具体的革命事件中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拿这个框架来套辛亥革命,则全然牛头不对马嘴。杨天石先生的总结,已有很充分的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很平稳的革命,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没有对民生造成什么破坏。这是辛亥革命截然迥异于此后历次革命最关键的区别之所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关键性区别,在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社会活动能量极为强大的“中层社会”,充当了暴力革命的“润滑剂”,让辛亥革命顺利完成了“软着陆”。这个“中层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以各省咨议局议员为代表的立宪派。

下面以各个宣布独立的省份的史实,来逐一说明这种“软着陆”的具体情形。

●四川:不存在“软着陆”问题的一个特例

四川的革命走向了暴力,没有实现“软着陆”。这与四川立宪派力量的强弱无关,而是因为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先于武昌首义爆发。立宪派主动站到了与朝廷谈判的第一线,自然谈不上再充当什么“润滑剂”(立宪派并不主张暴力,而希望以和平的罢课、罢市达到目的),而当局错误地采取武力镇压,逮捕立宪派领袖,枪杀三十二名请愿民众,终于激成大乱。革命党与会党接管运动之后,当局临时释放立宪派领袖,但为时已晚,大局已非立宪派所能控制,终于酿成川省武斗不断,及至民国,演变成为军阀林立的局面。这是个特例。

●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通电联络各省

湖北有武昌首义之功。但巩固、稳定这一首义之功的,则首推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汤氏于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开始与革命党合作,出任民政总长,电告各省,呼吁共和。因为有了汤氏的加入,武昌军政府才不至于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人政府,而是“政学各界附从者日多”。

用时人赵炳麟的话说,汤氏最重要的贡献,是利用咨议局的政治资源“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通电各省咨议局以联络,内部订军事政治各条文,自是交战团之势成矣”——也就是说,没有汤化龙的参与,1、武昌军政府将难以得到本地士绅的支持,2、更难以与其它各省互通消息连成一片,3、也不能与各国领事馆达成协议,使其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交战团体”,而采取中立态度。其中,尤以第二条至关重要,通观辛亥革命全过程,各省革命党人的联络远远不如各省咨议局之间的联络紧密有效,可以说,没有汤化龙出面联络各省咨议局,武昌首义能否变成辛亥革命,尚未可知。

●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结束湖南乱局

湖南独立之后,革命党领袖焦达峰与陈作新出任正、副都督,二人在湖南不得人望,局面一片混乱,最终焦、陈二人均被杀死。此后,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举为都督,湖南迅速恢复秩序,转而开始“输出革命”——1、谭氏依靠自己的活动能量,派出多名使者,分赴广西、福建、云南、广西等地游说;2、出兵援助湖北的革命军。

●广西: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劝说巡抚独立

广西的立宪派与革命党彼此不分。咨议局既是立宪派的活动中心,也是革命党的秘密据点,一些咨议局议员,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彼此并无排斥情形,反而合作办了许多事情。劝说巡抚沈秉坤宣布独立,即是咨议局内立宪派与同盟会会员一同前往。因为有咨议局支持,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其后局面也相当稳定,并无动乱发生。

●广东:咨议局抵制进攻革命党,促成和平独立

广东是革命党屡屡起义之地,尤以黄花岗之悲惨壮烈为最。但武昌首义之后,广东的独立却不费一兵一卒,未流一滴血。其原因在于以副议长丘逢甲为首的广东立宪派人物屡次游说总督张鸣岐,翰林出身的江孔殷一方面明确表示拒绝率军进攻革命党,一方面则与革命党接洽,劝其勿武力进攻省城。最终,张鸣岐感觉大势已去,潜离了广州,革命党胡汉民出任都督。

●福建:咨议局决议宣布独立,与革命党密切合作

福建的独立,因为满族将军朴寿的反抗,发生了小规模的流血事件。但总体而言,福建立宪派人物与革命党合作无间。武昌首义后,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自上海返回福州,召集咨议局年会,作出组织新政府、宣布独立的决议,并通知迫使总督松寿表示接受。独立之后,都督府人事亦由立宪派与革命党分担,且立宪派人物要多于革命党。

●浙江:咨议局议员积极劝说当政满人和平交出权力

浙江既是革命党非常活跃的地区,也是立宪派的重镇。双方合作已久,浙江咨议局内,即有大量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咨议局大部分议员同情、拥护革命,积极谋划和平独立,分头与当政的满人接触,譬如沈钧儒负责劝说巡抚增韫;议长陈黻宸负责劝说协防营协统贵林。最后虽因贵林隐匿部分军械而导致小规模的流血事件,但总体上,因为立宪派的积极活动,浙江基本上可算兵不血刃,和平宣布独立,没有发生动乱,并拥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出任都督。

●山西:咨议局以维持地方和平为己任

山西的独立过程中,巡抚陆钟琦被杀出于偶然,但流血冲突仅止于此,并未继续扩大。这与以梁善济为首的山西咨议局议员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咨议局在回答清廷宣慰使的信函颇能体现山西立宪派的政治立场:

“今日过渡时代,人事逢其变,天道处于穷,茫茫大局,未知定于何日?关怀桑梓,犹尚其次,咨议局确守维持地方名义,地方一日不糜烂,即全晋之幸福。”

●贵州:立宪派迫使巡抚宣布独立

贵州的独立,基本上由咨议局一手包办,在一夜之间完成政权的转移,与革命党没有太多关系。贵州的立宪人物,分为自治派与宪政派,彼此在政见上分歧不大,其分裂源于争夺教育地盘。武昌起义爆发后,两派抛弃前嫌,携手合作,向巡抚沈瑜庆施加压力要求独立,沈氏欲调兵来省城护卫镇压,但立宪派在新军、会党内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沈氏无法,无奈只得宣布独立。

●云南:领导云南独立的蔡锷不是革命党,而是立宪派

云南的独立,依靠的是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军事领袖蔡锷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深受梁启超影响的立宪派人物。终蔡氏一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其之所以从军,乃是因为相信军国主义可以救国,同时也认为立宪政体是救国的根本制度。虽然在蔡氏的军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但蔡氏本人绝非革命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蔡氏曾一度充当过革命党与立宪派冲突的调解者,由此可见蔡氏的自我定位,终蔡氏一生,其政治理念是追随梁启超的,在近代中国军人当中,蔡氏对宪政的理解深度,可谓绝无仅有。云南由蔡氏领导和平独立,咨议局反而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安徽:立宪派的努力避免了流血冲突

安徽巡抚朱家宝效忠清廷,不愿附从革命。咨议局议员建议其效仿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朱氏反采取了调兵进城与捕杀革命党人两条措施。咨议局遂正式作出决议,以文件的形式抗议朱氏这两条措施,同时派人以前任巡抚恩铭死于革命党炸弹之事游说恐吓朱氏。朱氏受到威胁,又得不到本地士绅的支持,态度遂软化了下来,稍后即宣布独立。可以说,正是立宪派的努力,避免了清军与革命党之间的流血冲突。

●江苏:张謇同时与袁世凯、孙中山联络合作

张謇是江苏立宪派当仁不让的领袖。武昌起义后十余日,张氏的政治态度仍然是反对革命的,其手段则是欲利用武昌的枪声向朝廷施加压力,促成其立宪和开国会。但一个月之后,张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大谈共和。这种变化的背后,并不是因为张氏开始赞同武昌的革命,终其一生,张氏都反对暴力革命,只不过此时张氏已经相当清楚,清廷已彻底丧失人心,不可挽救,当下的紧要之务,就是寻找到某种能够维持国家稳定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袁世凯。由此,张氏开始了其脚踏两只船,撮合革命党与袁世凯和平谈判的努力。

●其余省份

上述省份之外,山东立宪派因为与革命党走得过近,袁世凯又急于控制山东以便与南方谈判,而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欲起缓冲作用而不得;江西咨议局资料有限,但巡抚冯汝骙之子认为立宪派要求独立,逼死了他的父亲,亦可见立宪派的基本政治立场,江西革命能够和平完成,立宪派的合作显然至关重要;直隶立宪派人完全拥护革命,曾力谋响应武昌首义,但袁世凯深知直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重要性,其严密控制导致响应失败;河南立宪派的政治态度与他省无异,并欲调和袁世凯与革命党,但因为袁氏必欲彻底控制河南,革命党终遭血腥镇压,立宪派的抗议遭到无视;东三省立宪派在辛亥年活动不甚积极,这与三省开发时间甚晚、又是清廷的“龙兴之地”有关。陕西与甘肃的立宪党人最为落后,甘肃几乎没有开化,士人连朝廷的“预备立宪”都要反对,陕西咨议局的议员们则在革命到来之际全部隐匿不出。

 

袁世凯

1912年3月3日,法国Le Petit Journal关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报道,标题为:《袁世凯剪下他的辫子》。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同一天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次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画家以袁世凯剪去辫子这一场景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概括,告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捕杀革命党

1911年11月4日,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辛亥革命中一些城市镇压革命的图文报道,标题为:《这样的惩罚会降临到被捕的革命者身上》。其中报道了一些城市革命者遭到镇压的情况。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通电独立,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兵不血刃的完成革命,部分革命者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图片城门上悬挂示众的革命者头颅。

清帝逊位诏书

清帝逊位诏书。这是一份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1912年的孙中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拍摄的照片。

汤化龙

湖北咨议局议员汤化龙。汤氏与武昌革命党人的合作,利用立宪派的既成组织系统“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与立宪派准政党组织“宪友会”,迅速联络各省咨议局,是辛亥革命迅速从武昌波及全国的关键之所在。

张謇

张謇。在立宪派人物当中,张謇的政治立场最为保守,基本上与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完全契合。武昌首义之后十余天,张謇仍对革命持反对态度,一度欲联合各省督抚的力量镇压革命;稍后,在目睹清廷再无人心依仗之后,张謇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而承认革命党,并寻求与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合作。张氏的立场,影响了众多立宪派人物。

结束语

关键词:革命 改良 立宪 辛亥 反思

革命不可怕,暴力革命也不可怕;如果它要来的话,怕也没用——可怕的是:当(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来到时,再也没有一个如1912年前后的“立宪派”那样拥有强大社会活动能量、足以充当(暴力)革命的润滑剂、让(暴力)革命“软着陆”的“中层社会”。如果“中层社会”被摧毁,甚至于连“社会”也消失掉了,(暴力)革命到来之际,后果则不堪设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绝对是一场极好的革命——暴力当然会带来破坏,但辛亥年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谴责暴力革命是无济于事的;任何一个革命党,都必然有其缺陷,要求辛亥年的革命党浑身闪耀着理性之光,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任何革命领袖,都必然有种种个性乃至人性的弱点,拿圣人的标准要求革命领袖,无异于缘木求鱼,何况圣人式的革命领袖,本身就很容易损害革命的初衷……如此种种——所以,辛亥年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在于:一个稳定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活动能量强大的“中层社会”。没有这样一个“中层社会”,就不能让(暴力)革命“软着陆”,就不会有1912年的“共和”。(执笔/谌旭彬)

资料来源: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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