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

关键词:苏报 排满 革命 学界风潮

年度事件:《苏报》案

本年,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为种种“过激言论”,而惹怒了朝廷;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为租界所阻,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这场官司,日后被视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

《苏报》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自民国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苏报案”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苏报》,其主观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

●陈范接办《苏报》,欲以文字开启民智

《苏报》早期的历史,因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记载甚少,已无从详查。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其初始创办人名叫“胡璋”,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日本女子“生驹悦”。

虽有“日本背景”,但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把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这是《苏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陈范系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其兄陈鼎则因戊戌政变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陈氏由此“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接办《苏报》。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苏报》经营,据汪氏回忆,陈范接办《苏报》的初衷是:

“丁戊(1897、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如陈范这般,既呼吁改革,又不认可“改革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主张,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此后,《苏报》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关注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譬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建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然发表反对言论: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所谓“督办政务处”,简称“改务处”,乃清廷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然清廷此举,并非真心想要改革,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苏报》对此亦有严厉批评(按: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已,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言论转趋激进

大体而言,《苏报》早期,对于政府和时局,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已不可考,但据汪文溥回忆,刊物也曾一度主张“斥君扶民”,与康有为“保君扶民”的政见很冲突;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以致于“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退学的缘起,是学堂内的新、旧之争,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新民丛刊》等刊物,招致学生不满,结果酿成200余人同时离校,轰动一时。此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

《苏报》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譬如,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这恰如——“某报所谓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仅此一家。《苏报》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开始拥有自己一定的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同时,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们一概抨击为“獭淫狗贱之徒”——“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而欲教育之不坠地,学生之养成有完全人格,其可得哉!”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说:“学堂一日不破坏,学科一日不改良,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教育永无发达之期”。

●革命党希望寻得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其“恣意发挥”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与《苏报》想改变自身的艰难境况有关。陈范本非报界中人,办报经验有限;又非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也很有限。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报纸经营很惨淡。一是长期亏损,即便是在“苏报案”发生之后报纸销量的巅峰时期,每天也仅能销售1000分左右,而当时的报纸发行量至少要达到3000份才能保本;二是稿源奇缺,以至于陈范不得不亲自出来拉稿,弄到焦头烂额。

“学界风潮”专栏的开辟,似乎恰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1902年4月,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为帮助这些罢学的青年继续求学,1903年11月,了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随着江浙一带学潮的日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所集中的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除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之外,章士钊、吴稚晖、邹容、张继等激进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这些人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讨论教育问题,发表革命言论。但对这些革命党而言,私下聚会显然是不够的——邹容此时已撰有《革命军》一书,高呼驱逐满人,推翻清廷,但苦于没有宣传平台,曾与章士钊商议:“此秘密小册子(即《革命军》也,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邹容希望寻得一个现成的舆论平台,以供革命党宣传革命。

章士钊等人最终选择了《苏报》作为自己宣传革命的“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其缘由有二:1、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均为成熟的商业报纸,政治上比较温和,不愿报道学潮,鼓吹革命;2、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苏报》又苦于稿源匮乏,销路不畅,遂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定约,每日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资助学社100元作为报酬,如此既可缓解稿源紧张,又可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稍后,陈范进一步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这是《苏报》成为革命党“机关报”最关键的转折点——此前,学界风潮栏目虽然对政府有激烈的批判言辞,但绝无明确的反清、排满言论;自章士钊主笔之后,报纸焕然一新,1903年6月1日,版面大改良,不断发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

陈范的初衷,本无意于宣传革命,也并不知晓邹容、章士钊们拟将《苏报》变成革命党机关报的打算。章士钊日后回忆,也承认陈范当日不过是“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的坚决意志;又说:“余之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及知。”

故而,报纸言论的突然变向,让陈范始料未及。6月7日和8日,《苏报》连载章士钊所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一早,陈范就来见章士钊,满面愁容,表示《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章士钊内心有愧,无言以对,本拟辞职。孰料当晚,陈范的态度竟然巨变,据章士钊回忆,陈范再次来到报馆,“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日: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一天之内,如此这般判若两人的态度转折,究竟是何缘故?据说是因为陈范当日碰到了“假孙中山”。这个“假孙中山”真名叫做钱宝仁,本是个流氓。章太炎对此人底细最为了解,据其描述:

“钱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龙积之,康有为弟子)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银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吾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生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元矣。”

钱宝仁具体如何自称孙中山诈骗陈范,已不可考。但自此之后,其不再过问报纸的内容,则属事实。章士钊也因此得以“恣意挥发”。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章士钊如此感慨:“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近代以来,我们的著史传统,向来不甚重视陈范这种“小人物”,即便偶有谈及,也总喜欢想当然地为之贴上“革命者”的标签。反倒是章士钊对陈范的评价最为中肯:“陈梦坡者,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彼以对待朋友之温情,偶掌革命之旗鼓,准情酌势,于职实不相称。”辛亥年后,众人皆争相以革命功臣自居,陈范虽因苏报案落得个倾家荡产、爱子失踪、潦倒颠沛的结局,却极平和地宣称自己素来主张和平维新,并非革命党——“和平改革之持义,未以颠沛而忘”,其“长厚君子”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苏报》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与“苏报案”的被神化同步湮没掉的历史细节,还有《苏报》究竟刊发了些什么样的言论——诚然,曾几何时,“革命”已经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一度成为最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但在肯定“革命”的同时,笼罩在“革命”光环下的那些刊发在《苏报》上的“革命言论”,在借鉴之外,真的就没有任何值得后世反思之处吗?

●捏造《严拿留学生密谕》,挑动满、汉关系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俄国曾趁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其后,中俄立约规定俄国军队须分三期从东北撤退。但到了1903年4月,俄国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反提出独占东三省特权的要求。消息传出,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4月,汪康年等上海知识界名流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稍后,北京学生亦发起集会请愿……而表现最激烈者,则莫过于赴日留学生。

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召开大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战场,与俄人决战;并致电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暂时隶属于其麾下;同时致电上海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爱国学社接电之后,亦筹划组织义勇队,以相相应。一时间,国内学生自发成立“义勇队”蔚然成风。

学生中的这种“异动”,第一时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据《苏报》6月5日报道,驻日公使蔡钧曾致电鄂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将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与上述电报同时在《苏报》刊出的,还有一份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密谕》声称:在日留学生致电袁世凯,以拒俄为名,要求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诡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故而要求“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密谕》之外,《苏报》还刊登了张继所作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以为烘托。文章极力阐述“汉满不能两立”之义,说道:“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诙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文章忆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激烈地倡议道:自此以后,“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

“苏报案”发生之后,清廷并不承认自己发布过这样一道《密谕》,谴责《苏报》肆意捏造。此段公案,真相如何,应以当事人章士钊多年之后回忆的说法为准:“《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疏〈黄帝魂〉》)

诚然,清廷对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确实采取的是压制政策;诚然,清廷确实担忧“拒俄义勇队”变成革命军;诚然,清廷更担忧“义勇队”的称呼让列强想起刚刚过去的“义和团”……但《苏报》捏造上谕的做法,是否就完全没有可议之处呢?

●讥讽当局乃真“革命之党魁”,以暗杀恐吓当局

6月7日及8日,《苏报》连续了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激烈地指责,“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所以,清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员如荣禄、德寿之流,才是真正的“革命之党魁”。文章并以酿酒为比喻,将民众比喻成“米”,将革命党比喻成“酒”,而将清廷比喻成“酿酒之药料”,称酿出“酒”来反归咎于“米”,乃是无稽之谈:

“吾今一言以蔽之,革命者非他人之所能为也,其操纵纯在公等。公等今日欲革命则革命,明日欲革命则革命,不观之酿酒乎?酒为米所酿成也,果米自酿成乎?抑有所以酿成之药料乎?试问今日公等之所为,贪戾狠毒,横敛暴征,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公等自备此药料,日施此药料,而乃归咎於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是何说也?”

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在当日前所未见。尤其是文章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

●宣扬“杀人主义”,呼吁对满人“斩草除根”

6月22日,《苏报》刊出一篇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其强烈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以及嗜血热忱,令人不寒而栗。文章开篇即说:

“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

文章尤其强调满、汉之间的血海深仇,质问读者:“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并号召民众以“杀人主义”为汉人“复仇”、“斩草除根”:

“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

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不免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嚎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晓中西,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作者如此欢呼“杀人”:

“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贴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虚构学生秘密结社搞革命的情节,以造就革命气氛

正如章士钊所言,在其主持下,《苏报》不放过任何宣传革命的机会,许多时候更是不择手段。1903年5、6月间,关于“拒俄义勇队”的流言很多。其中一例,乃是讹传北京大学堂有两名学生因接应东京义勇队被拘,且遭杀害,但事实不过是大学堂学生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而已。

但《苏报》对澄清事实毫无兴趣。其兴趣在于此一谣言正适合用来宣传革命。6月6日,报纸刊登了张继撰写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文章竭力赞扬北京学生的革命觉悟,希望北京学生成为“中央革命”(相对于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地方革命”而言)的主力——“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

尤其偏离新闻宗旨之处在于,文章虚构了北京学生“结秘密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的情节。并以此为契机,号召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那拉氏〔西太后〕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据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报案纪事》一书记载,时人已对《苏报》此种无中生有、“诬陷”学生的做法很不认同。书中说:

“外间遂责《苏报》不应为过激之论以倾陷学生,无论其无之也,即有之,尤不可发觉以败人之事。吾揣《苏报》意,则明知其无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发觉之,《苏报》亦不欲为耳。”——按这位作者的理解,《苏报》如此做法,等于变相将学生推入险境。

●唯一的理智之音:蔡元培呼吁不要从种族层面“仇满”

作为一份“革命报纸”,鼓吹推翻现政权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多谈。最值得一提的,倒是在“排满”、“杀人”论调占据报纸全版面之前的4月份,《苏报》极为难得地刊载了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释仇满》。据笔者所见,这是苏报在“排满与革命”这个问题上,唯一的理智之音。

在蔡元培看来,“仇满”应当是政治上的“仇满”,而决不应该是种族上的“仇满”。一者,所谓种族之别,一是指血统,而是指风习;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杂,其语言文字风习也已为汉族所同化,所以,“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再者,现实之中仍存在“满人”一词,这个词如今早已非种族意义,而是当下中国“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产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

其三,近日以来甚嚣尘上的“仇满”论,都是政略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之所以此前200余年种族之见已经消弭,如今再度泛起,而且比之前更激烈,缘由是“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世界近代文明冲击了中国,“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这种政治上的“仇满”论才再次出现。

但是,蔡元培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回应。很快,它就被铺天盖地的“杀人主义”给淹没掉了。

 

《苏报》

《苏报》。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前,报馆持温和改良态度,曾刊登不少文章,谈及报纸作为舆论公器的价值之所在:“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者,与官场万不兼容者也。既不兼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然后官场有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人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苟放弃此天职,即不得谓之良报馆。”又说,“报馆之性质,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对于政府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惟一之向导,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可惜的是,自《苏报》案后,近代大多数报纸都丧失了上述立场,而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

章士钊

青年章士钊。章氏担任主笔之后,《苏报》彻底转型成为一份革命党的机关报。章氏自谓:“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苏报》在1903年所作的反满革命宣传,其无所顾忌在当时是极度空前的,这种空前引起了清廷的恐慌,但并没有在民众当中产生共鸣,时人谓《苏报》:“人皆以为善造风潮之报也,不过无货扩充势力,不能普及全国,且多不合中国人阅报之脑筋耳。”

章太炎

章太炎。《苏报》之言论激进,颇有章太炎之功。案发之后,章氏被捕,亦写信给邹容劝其投案。后来,章氏在给吴稚晖的信中如此解释自己此举的动机:“《革命军》为邹容所著,渠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炳麟既入狱,非邹容证明,则革命军之罪将并于炳麟一身,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

邹容

《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军》是苏报案的重要导火索,《苏报》不遗余力为《革命军》做广告,曾刊出《读革命军》一文,其中说道:“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又在“新书介绍”栏中介绍道:“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沈荩

《苏报》案期间,被慈禧杖毙的记者沈荩。按照革命党的宣传,沈荩是作为一个记者,因为披露《中俄密约》的内容而被清廷残酷处死的。但这不过是革命党的宣传策略而已,清廷本就不承认《中俄密约》,其内容的泄漏乃是清廷主动所为,目的是期望激起列强对俄国独霸东三省野心的干预。沈荩真正的死因,是其在与自己的朋友庆宽、吴式钊等人交往时,曾多次透漏自己有刺杀慈禧之意,后被庆宽和吴式钊告密。

黄节

《申报》,当时中国发行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苏报案发生时已有30多年历史。《申报》密切关注苏报案,邹容投案第二天即有相关新闻,以后有连续报道和评论。但其立场站在了革命党的对立面,指责章太炎等人私自成立会社,专讲排满革命,煽惑学生。指责革命党“事事皆以自由平权为主义,见有稍遵规范者,即以奴隶詈之,学堂则鄙之奴隶学堂,学生则贱之奴隶学生,甚至自命为主人翁,斥朝廷为公仆”。

《新闻报》

当时上海极具影响力的《新闻报》。《苏报》案期间,报纸一度曾被朝廷操纵。其时清政府方面正在搜集章太炎、邹容和《苏报》的反清革命言论作为起诉的依据,但章太炎直接、明确的排满革命言论并不多。报纸主笔金煦生等人为此特意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刊发了《论革命党》一文,完全以讥讽和挑衅口吻,点名攻击章太炎、邹容和在逃的陈范。狱中的章太炎果然被激怒,作《狱中答新闻报》,自称“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已勃然在胸。”金鼎后来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谈及此事,不无自豪地说道:“新闻报《论革命党》用讥讽之法,逆党果中计。有闰五月十二日答说一篇亲供,宛然自认。”

《中外日报》

上海著名报纸《中外日报》。该报亦对苏报案高度关注,有关苏报案报道和评论比其他中文报纸都要多,且转译外文报纸有关苏报案的内容最多。但和绝大多数报刊一样,《中外日报》也没有站在革命党的立场。其评论主要是批评清廷的当权者不明世界大势,不知顺势而行,只知一味镇压;认为政府摆脱危机的出路是锐意维新,推行宪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报案期间,记者沈荩又在北京被杖毙,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中外舆论哗然,尤其是革命党和西方媒体,均将沈荩案与言论自由捆绑在一起议论,惟有《中外日报》依据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详细报道了沈荩之死,廓清了其死于“革命党”,而不是死于“言论自由”。

结束语

关键词:苏报 排满 革命 学界风潮

“苏报案”最后的处理方式极为“特别”: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民为被告,由设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共同审理。之所以会打这样一场特殊官司,缘自租界当局得到本国指示,以“自由”、“人权”为由,拒绝引渡报馆诸人。在这种拒绝背后,有着西方世界对中国仍属“野蛮世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苏报案”交涉期间,7月31日,记者沈荩在北京被清廷残酷处死,稍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北京的野蛮官方谋杀》和《真实的慈禧太后》两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沈荩被杖毙的细节,读之令人毛骨悚然:

“圣旨最终下发,不是将沈荩处决,甚至也不是凌迟处死,而是在狱中杖毙。没有哪种生灵会被如此严惩,但在刑部却并不缺少这样的惩罚。可怕的刑罚在4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

沈荩的死,成了西方国家拒绝将在押的《苏报》馆诸人引渡给清廷最有力的理由——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是一个暴君,她是野蛮文明的化身。作者尖锐地说道:“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至于革命党,犹记民国学人张君劢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

资料来源: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苏报案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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