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关键词:史学 革命 排满 民族主义 梁启超

年度事件:史界革命

为在列强面前塑造“开明”形象,以求免除慈禧政府被推翻的命运,1901年清廷颁布了变法上谕。承上谕旨意,1902年,清廷启动了教育领域的近代化改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历史教育改革走在教育近代化改革的最前端,掀起了一场“史界革命”——在这场历史教育近代化改革的过程中,最值得后世深思的是:官方与民间呈现出了巨大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官方: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宣扬“本朝列圣德政”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史称“壬寅学制”。按照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意味着中国实行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

次年,清廷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按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一场教育近代化改革,由此正式启动。

●总章程:“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是两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总章程。历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

小学9年,每年都设有中国历史。中学5年,历史列入必修科目——第一年讲中国史,每周3钟点,第二年讲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三年讲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四、五年讲东西洋各国史,每周2钟点。

历史教育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说得非常明白: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共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厘定学堂章程折》)

换言之,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知识”、“艺能”为主。

稍后,清廷成立学部,继续深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1906年,学部拿出一份《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明确阐明新教育的宗旨,并由政府颁示全国各级教育机关切实推行。此项宗旨包括二类五条:

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二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认为,前二条乃“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这五条十字的宗旨,仍然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

●分章程:“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使学生知晓本朝“列圣德泽之深厚”

1904年,清廷又正式颁布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分章程,对修身、格致、历史、地理等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如此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能自记。”

此外,《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民间:史界革命之目的,在于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

与清廷着手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大略同步,晚清民间知识分子也掀起了一场历史启蒙教育运动。但与官方历史教育所强调的“多讲本朝仁政”不同,这场民间历史启蒙教育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诉求——打造一个“民族主义中国”以及运动“排满”革命。

●梁启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这场民间历史启蒙运动,是从质疑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历史”开始的。在一个历史文献如此发达,历史编纂传统如此悠久的国家,出现这种质疑,本就是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事情——譬如梁启超的质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所谓“兹学之盛如彼”,指的是历史文献之发达与史学编纂传统之悠久;所谓“其现象如此”,则是“国民散漫不团结”、“国家衰落不进化”。

梁氏的质疑包含了三层意思:1、史学是国民爱国心的源泉,是欧洲民族主义国家强盛进步的极重要的动力;2、任何国家只要有真正地史学,即可实现国民团结,国家进步;3、为什么素以史学发达著称的中国,国民却如此蒙昧、国家却如此衰弱呢?

梁氏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没有真正的“历史”。按梁氏的描述,中国之旧史: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英雄的舞台,舍英雄之外再无历史;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变成了一项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的无聊工作;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史书,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史学非但不能开启民智,反成“耗民智之具”。

这种中国“无史”的论断,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即“民族主义救中国”。梁启超曾说过:“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数十年外患丛生与数十年学习西方,终于让晚清知识分子了解到: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中国必须向“民族主义中国”转型。正如《浙江潮》杂志1903年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余一《民族主义论》)

而要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其当务之急就是改造史学,给国民灌输新的历史教育——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改造史学:要为国民写史,写大众之史

梁启超1902年以一篇《新史学》掀起了晚清“史界革命”的序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史学?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个本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历史”的定义:什么样的记录和描述,才算真正的“历史”?

梁启超的回答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也是在1902年的夏天,章太炎致信梁启超,提到了自己编写《中国通史》的打算,章氏说:“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上海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刊发了学者陈黻宸、马叙伦等人的多篇文章,既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亦谈及打造新史学应从何处着手——这些文章说:西方史籍,对民事的记载非常详细。西方史书“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而中国的旧史书,自班固、范晔以下,不过是一家一氏之谱牒而已(马叙伦《史学总论》)。如何改革史学?“史者,民之史也”,历史应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生活的经历。

学者邓实也在1902年撰文,批判中国三千年来竟无一卷契合“历史真精神”的历史著作,“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所以,中国旧史仅可称作帝王之历史,“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其所传威名彪炳之将帅,则攀附帝王者也;其所纪功烈懿铄之元勋,则奔走帝王者也;其所谓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则帝王下走之舆台也、帝王弭笔之文士也。”邓实喟叹:“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真正的“历史”该记载什么?邓实说:“舍人群不能成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史”,应该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应该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因为这些“英雄”,这些“事功”,背后所系,是民众的群体利益,而非君主的个人私利。

实践“改造史学”者更是大有人在。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姑且不论,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亦写了一本《中国历史》。在序言中,曾氏认为:历代史家只知道“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崇拜千百奇妖魔鬼,以奴隶神明贵冑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垄断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大骂传统史学教育阻碍中国文明的进步:“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天子谱系和将帅互砍垄断了传统历史,“社会文明史”和“国民进步史”都化为乌有,曾氏激愤地说道:如此“老死不睹光天化日”的黑暗国度,“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

曾氏对自己这本改造国人历史观的著作寄托了很高的期望:“《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

●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一大批“民族英雄”横空出世

彻底推翻旧史学的价值取向,重建适合“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新史学价值体系,显然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但救亡迫在眉睫,又容不得慢条斯理的学术改造。如此,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本堆里,哪一种历史叙述最能契合“民族主义救中国”这一救亡策,最易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就成了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1909年《中华新报》所刊登的一篇题为《最近精神教育刍议》的文章,可以视作对上述问题最标准的回答。这是一篇特别强调要重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文。作者在文中说:今日中国的教育,乃是“救亡之教育,国民之教育”,其宗旨应该是“唤起共同之感情”,“唤起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心”。而如何唤起这种感情和责任心呢?文章说:人们特别是儿童的心理,都爱听“英雄之传记”,因为他的精神“足以刺百世下人之脑筋”,“英雄生平之为人,其古谊忠肝,实足引起青年界之崇拜心、效法心”,“外国之英雄,是间接的唤起青年感情者”,“本国之英雄,是直接以唤起青年感情者”。作者发出热切的呼吁,希望学界“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 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传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发和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精神。

这种“英雄好模范”,在梁启超、章太炎们的语境里,被称作“民族英雄”——唯阐发“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最能激发国人的“民族情感”,最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捷径。在这方面,梁启超可谓用功最勤者。1902年前后,先后撰成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等人的小传;1904年,又采集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初这段时间中,“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后世子孙模范者”,凡七十八人,“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编纂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清廷官方的历史教育宗旨,既以“忠孝”为本,自然毫无变传统中国为“民族主义新中国”的迹象;但梁启超等民间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史界革命”,不仅仅是要用“民族主义”摧毁传统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还要直接摧毁满清政权。

1903年,湖南留日同乡会所办的《游学译编》杂志刊发了一篇讨论教育方针的文章。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道:“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着,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着。”

这个所谓的“异民族”,在当年的语境里,即是当政的“满洲”。梁启超晚年虽然倡导“大民族主义”,反对排满,但在1903年前后,也同样认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与“排满革命”是一件一致的事情——“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呜呼!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为列祖列宗、讴歌而颂扬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而爱之?…..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

“史界革命”、“排满革命”与“民族主义新中国”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三位一体”,其直接结果,是催生出了一大批的中国古代“民族英雄”。

第一个获得“民族英雄”璀璨光环的,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903年,《湖北学生界》率先刊载《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岳飞抗御金人的“精忠报国”。作者说:凡民族国家者,其历史上必有一全族推尊之绝大人物,如俄国之有彼得大帝、法国之有拿破仑、日本之有丰臣秀吉,……以此律之中国,则必推岳飞为第一人。作者还说,近世一般人谈论民族主义,多溯源到17世纪的荷兰,殊不知中国早于荷兰四、五百年,就已经有了一位“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这一伟人就是岳飞。最后,作者认为:国人若要礼敬崇拜世界民族主义之巨人,则应该先礼敬崇拜“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的“中国数千年民族主义第一人”的岳飞。尤其是在这种“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更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

继岳飞之后,续登“民族英雄”宝座的,是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文天祥。1903至1904年间,《新白话报》刊出一篇题为《文天祥》的传记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于反复申言文天祥所率将士,“都一个个抱着一团爱国、爱种、排外的热心”,“要拼着这几万颗头颅,恢复汉土”,并呼吁国人效法文天祥及其麾下部卒的爱种之心,投入反满革命的行列。1904年《觉民》杂志又刊载《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一文,誉之为“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的大豪杰。作者说:南宋之亡,非亡一姓,实亡汉种,乃国人震于杀戮之淫威,不辨华夷,甘作顺民。唯有文天祥,怀着一颗“如火如焚之爱种热心”,“挥长戈、张义旗,欲报祖宗之大仇,雄心勃勃,有杀尽胡元之概”。作者强调,文天祥所彰显的,正是“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的“种族魂、自由血”,今日之汉族爱国志士如能取法文天祥之伟大典型,身体力行,“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

岳飞、文天祥而下,晚明大量的反清志士也被纳入了“民族英雄”的范畴。而传诵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则莫过于史可法与郑成功二人

1903年,《江苏》杂志刊登《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文章将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说道:“史可法者,文天祥也。文天祥之死,非为赵氏死也,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之死,非为朱氏死,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乃是汉族“种魂”的象征:“可法一身乃与我汉种之存亡绝续相维系,有可法,汉种为有机体;无可法,汉种为登场傀儡”;史可法死后,汉族沦亡,民族志节日益卑下,不思自振,“士大夫病骨一掬,女态娉婷”,“卑汉尊满,以谄胡人”,乃至以满族之史为国史,汉族本有之光荣历史全遭扭曲,沦丧尽净。作者大声疾呼,号召国人发扬史可法“为种流血”之民族气节,恢复汉族本有的历史记忆。

郑成功成为“民族英雄”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因其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在日本的通俗戏剧与民间记忆里,往往被描述成一位扬威异域的日本英雄,日本人“虎山先生”撰有《读郑成功传》一文,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编刊物《汉声》转载,文章说:郑成功虽为日本平妓所产,“平妓虽贱,亦我神国中之一人耳”, 秉持大和民族“一点灵淑之气”,故而“雄峙如此”,倘若当年的日本政府答应郑成功的请援,出兵十万助之,则中国此时恐怕和朝鲜、琉球一般已经是日本之藩臣了。《汉声》的编辑在这篇文章的案语里说道:“亡国人不忍卒读”。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190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郑成功的描述,在数量和分量上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英雄”。1903年,《浙江潮》分期连载署名匪石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一文。文章说,中国数千年来,国民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以至于数千年之历史,成了一部“至秽、至恶之历史”,幸而在明末清初,中国本部尽为异族所据之时,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横空出世。同年,《江苏》杂志也发表柳亚子所撰写的《郑成功传》一文。柳氏认为,中国二千余年以来,绝无“民族精神”可言,更无“民族英雄”,如果一定要说有,则“非我绝代佳人郑成功而谁属哉!”文章还说,郑成功起兵抗清,乃是“日夜谋保种保国之政策”,不能得志于江南,神州沦陷,才辟地海隅,占据台湾,以之为“汉族最后之居留地”,郑成功死后,台湾入清,“海外新中国”落入异族之手,自此以后,汉族沦胥,“沉沉睡狮,一卧不醒”,至于今日。

郑成功之后,继之扛起“民族英雄”大旗的,是洪秀全。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禺搜集资料,为太平天国编史,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 1904年,刘成禺编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亲自撰写序文一篇,赞扬该书“扬皇汉之武功”,充分显示“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要求“洪门诸君子”人手一编。

至此,上起岳飞,下至文天祥,一份完整的中国“民族英雄谱系”宣告完成。1906年,革命党官方刊物《民报》第五期卷首,同时刊出明太祖、洪秀全与孙中山等三人的肖像,并称之曰:“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至此,革命、排满、历史三位一体。而在官方语境里,岳飞和文天祥们乃是“忠烈名臣”的典范,是朝廷遣官致祭的对象;即便是一度给清廷带来巨大现实困扰的郑成功,一旦事过境迁,也成了宣扬“君臣之义”的正面教材——1874年,清廷在台湾建立“延平郡王祠”,赐谥郑成功“忠节”。同样的历史人物,民间与官方在历史认知上,首次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会带来什么,历史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奏定学堂章程

云南高等学堂印制的奏定学堂章程与1906年光绪丙午年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钦定学堂章程(点击可看大图)。

张謇

张謇。清末教育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各地建立的近代小、中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增大。1903年,商务印书馆根据蔡元培的提案,开始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不几年,“俨然教科书托拉斯,无有能与竞争者”;1906—1907年,张謇挂名的中国图书公司也加入教科书之编纂行列,以出版高小史地书籍而闻名;1906年,清廷学部也设立图书局,于1907年先后出版了初等小学国语、修身等三种教科书,但因声誉不佳,最后学部不得不放弃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

陶成章

陶成章。1902至1904年间,陶成章刊行《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著作开篇即说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陶氏强调书写中国历史,对于汉族祖先“创拓之丰功”,不能不“颂言”;对于汉族“中世近世见陵于异族、见迫于异族之奇祸惨况”,不能不“质言”;对于最近数十年间,列强入侵,攘夺汉族土地,“我同胞行且为饿殍,我祖先行且为馁鬼”的危急处境,不能不“言之详而言之长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一长篇累牍的“点将录”,自黄帝而下数十名历史名人,尽数纳入“民族英雄”之谱系。

柳亚子

柳亚子。1900年代,柳亚子高举种族之义,以激烈排满著称于世,曾有如此激烈之言辞:“吾闻近世爱国者之言曰:‘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是亦民族主义之代也。彼其示目呻吟于异族之下,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较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其伤心惨目之情状,殆尤有甚焉!”柳氏这般以种族主义为民族主义之寄托,在190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普遍。

刘师培

刘师培。刘氏的民族主义在1900年代亦与种族主义相混——“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刘氏后易名“光汉”,撰写《攘书》,直指宋明之亡,中国无正统者或近百年、或达二百余年,“其所谓史者,乃胡史,而非华史”,并率先标举“黄帝纪年”,主张以黄帝诞生为始,改订中国历史纪年之法。

黄节

学者黄节。黄氏乃“史界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因痛感“夷夏羼杂,而惧史亡”,黄氏曾杂取官书正史,读之手之,复“访及野乘,驰心域外”,发愤作《黄史》,“条别宗法,统于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黄”,乃以“黄帝”为汉人之共同祖先之意。

宋教仁

宋教仁。“史界革命”中,宋教仁曾说道:“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1905年间,宋氏曾一度发愿“釆辑自黄帝以迄有明,上下五千年间,吾汉族之所以对待外族,而最得优势”之事迹,纂为《汉族侵略史》一书,希望以此激励汉人之“民族主义自豪感”。

结束语

关键词:史学 革命 排满 民族主义 梁启超

《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作者虽认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中国并非“民族国家”,史可法更未必有“民族主义”之意识。自然,更难以想象岳飞、郑成功们会了解“中华民族”的涵义,但“民族主义伟人”、“民族英雄”的桂冠,在1900年的中国,是非戴在他们头上的——虽然“名不符实”——因为“非民族主义不能救中国”。

于是乎,晚清官方宣扬“本朝列圣德政”的历史教育被彻底淹没在了民间“史界革命”的大潮中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救亡路径,也悄然地拐向了“民族主义”——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打出了两条民族主义洋溢的条幅:“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1935年,中共穷蹙陕北一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而打开局面;1937年,国共两党清明共祭黄帝陵,以示民族大义、团结抗日,毛泽东所撰写的祭文如此说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沦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

资料来源: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载贺照田主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张越《新旧中西之间 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齐春风《梁启超》,云南教育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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