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年度事件: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

除了开制度局取代现行各级政府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什么拿挪威、瑞典为例谈什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什么“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李氏抵达北京后,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鉴于当时英、日已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对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伊藤博文是否直接参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是了解而且赞同的。

●杨深秀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之后,中国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为开设“懋勤殿”——懋勤殿虽然只是制度局的变种,但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即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其“固结英、美、日本三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乃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般的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的真实内容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

“参照9月23日我的电报, 我向您报告16、17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二)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了、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1、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2、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1、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2、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3、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4、窦纳乐在政变后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

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藤吉)《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无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往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等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大东合邦论》

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康党“中日合邦”的“灵感”即来自此书,殊不知,此书理论的第一次付诸实践,即使得朝鲜亡国。

《大亚细亚主义》

小寺谦吉著作《大亚细亚主义》,1916年出版。此书发展了所谓的“合邦理论”,为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李提摩太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l916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更是康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六君子就义图

六君子就义图。一个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的叫做刘一鸣的老狱卒如此描述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戊戌年中日“合邦”的主角之一。政变爆发,康、梁流亡,“合邦”计划流产,1898年年末,伊藤博文也自中国无功返回日本。但稍后,伊藤接受朝鲜的“借才”,出任“统监”,完成了“日朝合邦”。

内藤湖南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内藤成为日本“合邦”理论的拓展者。内藤曾在其著作中如此评价清朝的灭亡:“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

《支那论》

内藤湖南著作《支那论》。内藤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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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赫德:戊戌政变的背后有俄国人

赫德在华多年,目光敏锐,认为维新的失败背后有俄国人的身影:“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是巴夫罗富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我们必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局势才会明朗。”

班德瑞:康有为被李提摩太迷惑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班德瑞(Baurne)说:“康有为……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贾克凭:康有为只会背诵政见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附有康有为和英国人贾克凭(Cockburn)谈话的备忘录,其中说:“他(康有为)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

窦纳乐:变法是被康有为搞坏的

政变后,英国公使窦纳乐曾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这似乎表明参与“合邦”之事是窦纳乐个人的政治冒险。窦氏还说道:“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光绪:我不恨慈禧太后

光绪帝被囚瀛台之后,曾有不恨慈禧太后的言语,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很恨袁世凯。光绪之“不恨太后”,是否有意识到重用伊藤博文与“合邦”的轻率在其中?

字林西报:公使需知道光绪生死

1899年,慈禧有意另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引起各国公使的紧张。《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结束语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除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后事姑且不论,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已实乃莫大之幸事。

资料来源:《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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