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

关键词: 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年度事件: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是这一年中国士大夫内心最大的痛,保种保教成了这一年知识圈最流行的词汇。同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传统的说法是:这些“维新志士”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在湖南掀起了一波维新变法的高潮,史称“湖南新政”;但却遭到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扰,“湖南新政”终告失败——这种描述在史实层面已完全失真,这种失真扩大化后,亦导致整个有关“戊戌维新”的传统叙述同样完全失真,以致于连最基本的问题——“维新派”主张什么,“顽固派”反对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腹地自立”计划】

梁启超1897年赴湘,是为了出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一职。同年,谭嗣同在上海见到康有为,也奉康之命返回湖南。稍后,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等人陆续入湘,一时间,康党群集湖南。

●康有为对康党集体入湘的解释

为何康门弟子会在1897年前后集体入湘?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赵曰生的一封书信中有明确解释,信中说:

“戊戌年以前,我激愤于国势陵夷;对朝廷高层彻底失望,揣度大势,国土势必被列强割尽而后止,所以当时个人意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湖南巡抚陈宝箴乃有志之人,故令卓如(梁启超)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来上海拜见我,一起商议大局,于是命复生弃官返湘。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把握住这个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则湖南可求自立。……(当时此举)实是顾虑中国被分割殆尽,希望保留住湖南一隅之地,以为黄种之苗。”

信函内容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门人云集湖南,不是个人的偶然行动,而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2)这个计划的直接目的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局背景下,试图据湘省自立,保国保种。

●梁启超具体负责推动湖南“腹地自立”

梁启超是康党湖南“腹地自立”“计划的具体实践者。入湘后仅1个月,他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隐约其辞地提出了这一计划。在这份《上陈宝箴书》中,梁启超说:中国当前的国家危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不能把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依靠他们,那么,即便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变法成功不了。当下唯一使挽救国家危机的办法,只有谋求地方的独立——“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梁启超建议陈宝箴“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举出这两个例子,梁启超可谓煞费苦心——窦融的河西政权和郑成功的台湾政权各自相对于东汉和满清,都具备着高度的独立性,而且窦、郑二人均并不听命于所谓的“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并不宣布其为叛逆。

稍后,在梁启超一干人等的推动下,湖南南学会成立。对成立南学会的目的,据梁启超说,是希望培养出一批湖南维新志士,以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州诸藩的维新志士,以萨摩、长州为基地,把维新之火燃遍全国。虽然梁也强调说南学会的宗旨要“力戴王室,保全圣教”,但其效仿日本“倒幕维新”的意图,已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幕府,只有皇室。

●“腹地自立”究竟是什么性质?

康党的“腹地自立”具体“自立”到何种程度?有两则史料可资说明:

一是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英文President的音译,清朝对自称President的共和国元首,标准翻译为“伯里玺天德”。

二是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内的自述。梁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关于成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梁启超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维新志士其实是革命志士】

1897年,梁启超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抵达湖南,备受湖南士绅之器重;1898年,湖南士绅却喊出了驱逐康党、驱逐梁启超的口号。这一热一冷之间,湖南“腹地自立”计划也宣告流产。传统的说法是:湖南“守旧势力”扼杀了“维新志士”的努力。这一描述是如此地不靠谱,又如此地流传广泛,其对理解中国近代维新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难估量。

为廓清这一历史真相,本文拟在“维新志士”和“守旧势力”中各选两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解读。1897年湖南最活跃的“维新志士”,自然非谭嗣同和梁启超莫属;最有名的“守旧势力”代表,则莫过于王先谦和叶德辉。先谈“维新志士”:

●谭嗣同:爱新觉罗乃窃中国的贱类异种

谭嗣同1898年拒绝出逃,其慷慨赴死的理由亦成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由此似乎足以坐实谭嗣同乃是“为维新而死”,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自甲午以来,谭始终坚持主张排满革命。

这种政治立场,在谭的书信、著述中随处可见。他曾骂从太平军手中挽救了满清王朝的曾国藩是“负天下之大罪”者;对“中兴诸臣”,谭的评价是:“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与当时大多数士绅不同,谭对太平军反倒颇有好感,说他们“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湘军助清廷剿平太平军,有“助纣为虐之罪”。

谭是极其痛恨清廷统治的。甲午年中国军队被日军接连击溃,湘军尤甚。出于对清廷之恨,谭甚至将日本军队赞美为“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其原文如下: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详,盖图之哉!”

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谭嗣同对“国家”和“朝廷”有明确的辨析,谭说:爱国家绝不等于爱朝廷,因为“除民之外,国果何有?”——爱国家的本质是爱民众,至于王朝的更替,与天下百姓是不相干的:“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

基于此,谭氏拒绝承认清廷的合法性。因为清廷统治中国数百年,但“满、汉之见,至今未化”,为了满人一己之私利,在甲午年不愿意给百姓“自为战守之权”,说什么“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编者注:此语从何而来,是否谭氏杜撰,待考)……所以,谭氏号召民众排满,别再做梦将满人与自己视作同类:“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在谭氏眼里,清廷是“窃国者”,理应被推翻:“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仁学》)

呼吁维新不会掉脑袋,但呼吁革命会。所以,谭氏才会在1886年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绿卡”。信中如此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捐’,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谭嗣同全集》)

●梁启超:后世民贼借孔子之名行专制之政

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曾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也正是因为康党在获得光绪皇帝青睐之前,一直怀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欲望,所以,1897年谭嗣同在上海拜见康有为,彼此才会一拍即合。梁启超与谭嗣同随即先后入湘,谋划“腹地自立”。

对在湖南这段经历,梁启超日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引用如下: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学生当时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湖南士绅本以为时务学堂讲授的是维新思想,孰料其鼓动的竟是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有梁氏为学生札记所做批语为证: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据梁启超回忆,在湘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发。并曾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可见梁当时不光是要变法,同时还在反清。

梁启超的反清与谭嗣同的反清相比,夷夏之辨的色彩要淡很多。梁更多的是从康门学术的角度为反清寻找理论依据。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教可以分为尊民权的大同派(孔子)和尊君权的小康派(荀子)两种,但自秦汉以后至于今日,所传的只有荀子的小康一派。梁启超说:“二千年政治既出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荀子世界不能谓孔子世界也……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则荀子流毒耳!”——此种语境当中,君主已经等同于“民贼”了。

【顽固派其实是维新派】

戊戌之后,王先谦与叶德辉被梁启超等人视作湖南守旧派的代表。但正如后人对“维新派”1897年在湖南主张什么长期没有搞清楚一样;对湖南“顽固派”在1897年反对什么,也同样长期是一团浆糊。

●王先谦:不反对西学,但反对“康学”这种伪西学

王先谦以其在湖南学界的崇高声望,成为康党“湖南新政”最大的阻力之所在。但王氏绝不是一个拒绝变法的“顽固派”。恰恰相反,王氏素主变法。民国之后,王氏反思清末变法之所以失败,认为原因在于“任非其人”,方法上也不对,不该走“事事效法西人”的道路,所以最后一事无成,西法没学到手,反生破坏效果。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标志,而学堂正是由王氏领衔禀请开办的。在康门弟子进入湖南之前,湖南的维新局面已颇具气象,恰与王先谦作为学林领袖的提倡不无关系,因此王氏反受到个别极端真守旧派的攻击。

既然王氏并不反对维新变法,那么,他领导驱逐梁启超,反对的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明显,只不过长期以来,“反对康有为即等于反对维新”的教条阴魂不散,遮蔽了真相——

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说:“(巡抚大人)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但)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

王氏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的抗议书《湘绅公呈》中也说:“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而)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所以)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即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

意思非常明白:王氏并不反对时务学堂讲求西学,但却反对讲求康学。因为在王氏看来:“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

且不论王氏对西学有多少真知灼见,但其一再强调康学乃“伪西学”,故而反对;亦可知王氏并不反对引进西学,也并不反对维新。王先谦主持岳麓书院,要求学生必须阅读维新名报《时务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再者,戊戌政变之后,王先谦仍不赞同恢复八股考试,对此事“以乱党倡言之而复其旧”,表示“非吾辈所敢议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

●叶德辉:学“康学”的结果是学子“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王氏之外,另一“顽固派”代表人物叶德辉对湖南新政的攻击要猛烈得多,这很可能与叶氏的年轻气盛有关系。但叶氏同样不是保守的排外者。庚子年朝廷丧失理智,号召举国民众驱逐洋人,相关圣旨雪片般飞至湖南巡抚衙门,是叶德辉入衙力阻巡抚张贴公布这些圣旨,理由是:“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在叶氏的力劝下,湖南没有奉旨驱逐杀戮洋人。可见叶氏绝不是一个顽固的排外者。

叶氏也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与时务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李维格关系特别之好,交流西学颇有心得。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在“天理人心”层面是存在普世价值的,是共通的。故而,叶氏不欣赏那些“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的士大夫,他自己的观点是:“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谬种也。”与康、梁大声疾呼保教、保种不同,叶氏对本国文化拥有自信,相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所以,“孔不必悲,教不必保”。

虽对孔教持有信心,但叶氏并不反对变法。他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可见在他心中,民权是很好的东西;他还说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不言变法”,其实是明确地赞同变法了。

叶氏开始反对湖南新政,是从“(南学会、时务学堂)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以后开始的。叶氏的反对与维新和西学无关,因为在叶氏看来,反康学不等于反西学,因为康学不是西学,反康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扰乱中学——叶氏注意到: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这让叶氏非常担忧,恐学子们“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梁启超个人日后的学术经历,恰恰印证了叶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学层面,梁氏自谓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此可证所谓“康学”之“乖谬”;西学层面,梁氏早期主要从日本汲取,晚期游历欧美,思想又大变,早年“康学”中的“西学”成份,则已荡然无存。此足以证明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判断:“康学”不中不西,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湘学报》

《湘学报》旬刊。湖南新政的重要喉舌。自1897年4月22日发刊,至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45册。张之洞曾对其激进言论表示甚为不满。另一更激进的《湘报》,则因引发张的愤怒而被整肃。

谭嗣同

谭嗣同。谭在戊戌维新中以维新派的面目出现,但其本质乃革命派。1897年湖南新政中,谭多方联络会党组织武装力量,戊戌年曾拟以这部分力量入京围杀慈禧,谭氏死后,这些力量被唐才常收编整顿,成为庚子年自立军起义力量的一部分。谭号召反清的《仁学》一书,在其生前未敢刊行。戊戌年谭被保荐入京参与维新,启程前曾有责怪同僚“横生事端”之语,也缘自谭渴望排满革命而无意于维新。

唐才常

唐才常。康党湖南新政骨干,其政治主张与康有为极相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法,与公法相通。”自1897年之后,唐才常与康党同进共退,庚子年领导了康党最后一次武装革命“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

陈宝箴

湖南巡抚陈宝箴。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南新政期间,陈宝箴是清楚梁启超等设立南学会的本意是创设议院的。但陈仍然选择了有限地支持梁,因为陈虽了解其“腹地自立”的意图,却并不知道其排满革命的宗旨。

王先谦

康党湖南新政的主要反对者王先谦。王是湖南学林领袖,若无王领袖,湖南士绅则无以对抗康、梁。值得注意的是:王先谦的对抗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其时,康有为入京已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王氏的弹劾曾一度遭到圣旨的呵斥。王氏甘冒得罪最高层的政治风险领头驱逐康、梁,当有其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叶德辉

叶德辉。另一抵制湖南新政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与康有为一样重视中西文化竞争,但反对西方式的“以最强之兵力行教”的文化推销方式。并批评康有为“国强才能教兴”的观点与西方人并无二致,都是以强力推销文化,是不可取的。王先谦的观点也与叶德辉相近,王氏曾批评康有为的粉丝徐仁铸以学使的地位急急推行康教,乃是以威势强人服从,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无异。

熊希龄

熊希龄。湖南新政重要人物,1897年,出任时务学堂总理,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参与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新政失败后,熊曾指责叶德辉出于私利,为了谋取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之位而驱逐梁启超,此与事实不符,因叶氏家境富裕,张之洞屡请其出任学院山长而遭推辞。但此一不实指责流传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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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关键词: 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1897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前往湖南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新”,而是“革命”,他们其实是“革命志士”,他们谋求的,是湖南“腹地自立”。

1897年,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其实是在呼吁“维新”。他们把梁启超们迎入时务学堂,并未想到他们要搞的是革命。

王先谦们最终选择驱逐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不满其革命宣传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康有为的“学术”无法获得湖南士绅的认可。湖南士绅的态度其实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搞革命。

湖南新政悲剧其实是戊戌维新悲剧的一个预演。戊戌年“顽固派”态度也很明确: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由康有为主持搞维新。

资料来源: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等。(编者注:部分引文编者作了通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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