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93年
1895年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氏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期间对英国社会政治发生兴趣,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回国后进入李鸿章幕府长期供职,甲午年后始在晚清思想界异军突起。

甲午之战中溃败的清军。英国海军绘制。点击可看大图

甲午之战中清军向烟台芝罘湾撤退 。英国海军绘制。点击可看大图

转型中国(1864-1949)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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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辞典往期

30期:1961年“高校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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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期: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

老太后赶在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收回二品以上大员任免权,不是因为顽固,而是为了党争。而康以维新领袖自居,变法未动,却党争先行,戊戌年的失败,已属必然——制度局开不成,康也进不了决策层;后党瓦解帝党,维新终成牺牲品…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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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4年度事件:甲午中日战争

本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清帝国走到了亡国的边缘,彻底丧失了在东亚近代政治游戏中的发言权。

 

解释甲午年中国何以战败的相关论著已是汗牛充栋,非常充分,此不赘论。当李鸿章在这年春天检阅海军归来,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时,稍后的惨败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李鸿章这份水份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老太后的六十大寿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管海军的实情如何,作为对老太后六十大寿的政治献礼,李鸿章的检阅报告必须是、只能是报喜不报忧。这种报喜不报忧反过来又使得北京高层对中日海战的胜算产生了严重的盲目乐观,甚至于自负到了认为北洋水师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无论是守、是战、是和,均可操纵自如”的地步。

 

结局与期望之间的强烈反差,带来的是救亡图存的迫切感。

《原强》:用历史进步观取代历史循环论

严格说来,1894年战事的惨败与稍后割地赔款的屈辱并没有在晚清士大夫知识阶层当中催生出某种统一的改革共识。唯一的共识也许只是对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北洋集团的攻击,包括对李鸿章个人的弹劾和对其主持的持续30余年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否定。但否定了李鸿章和他的自强运动之后,士大夫们对改革接下来向何处去,则完全摸不到方向——改革是共识;如何改,则全然没有共识。

 

当严复在1895年说“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时,他恰恰戳中了帝国的这个痛处——帝国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有改革之心,但局限于教育阅历,对如何改革一片茫然。因此,严复清醒理性的声音,也就具有格外的时代意义。

【甲午战败,其实源自国人历史观落后】

 

1895年2月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文章认为,中国对日战争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不懂得“运会”的缘故。

 

所谓的“运会”,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历史观”。严复不满足于仅仅从军舰、火炮等器物角度寻找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的原因,在他看来,这背后其实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文化差异,具体表现在:“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简而言之,则是:中国人在历史观方面追求复古,崇尚治乱交替,即历史循环论;西方人在历史观方面崇今,坚信由乱到治,不可复逆,即历史进步论。

 

严复说,中国的圣人们力图使历史的进化过程停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因为圣人们追求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社会的平衡。所以,圣人们都好古,因为古中包含着宁静、和谐、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种历史观,“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但前提必须是中国长期独处。一旦遭到外来文明的竞争,圣人们的这种历史观反会成为阻碍国家生存的祸害,甲午年的惨败,正是这一历史观所酿成的苦果。

 

据此,严复向国人重点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中国已经被放置到社会进化优胜劣汰的残酷游戏当中,中国必须抛弃传统的历史循环论,转而信奉历史进步论。

 

【中国民智未开,没有直接学西方开议院求民主的土壤】

 

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又在《直报》发表《原强》一文,提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

 

“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所谓“标”,即收权练兵;所谓“本”,即开启民智、丰裕民力、教化民德。

 

严复不主张把战争的胜败看得过于严重,“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近代欧洲和强国都曾经有过战败的历史,最重要的是民德、民智、民力状况是否足以确保国家有能力从战败中迅速恢复过来。在严复看来,中国最令人忧虑的并不是战败,而是“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即使有圣人出来主持大局,非有数十百年的经营教化,不足以改变颓势。然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怕尚未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步了印度、波兰被人瓜分的后尘。

 

严复论述说,中国的民智、民力、民德俱为圣人们的历史循环论所束缚,与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夷狄可以被中原文化同化,但今日的西方国家与夷狄全然不同,他们“无法与法并用”,而且“皆有以胜我者”——其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无法”方面超越中国很多;其官工商贾各领域立法、章程齐备,这是在“法”的方面远远超越了中国。

 

对本国民德、民智、民力的这种悲观的估计,使得严复对当时盛行的两种激进变法论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第一种变法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并非“法”不完善,而是执行不力。祖宗之“法”俱在,只要认真督促执行,强盛指日可待。严复说,按照这派人士的做法去搞,十年以后,“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原因很简单,“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逆历史潮流而动,如同妄想把水留在山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第二种变法观点认为:“法”乃圣人之刍狗,已经陈旧不可复用,天下大势,各国日趋混为一体,中国欲求富强,应该借鉴西洋富强之政,具体而言,则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如此,中国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

 

严复很欣赏西方的民主政体,但此时的他却不赞成这样搞变法,并且认为照上述搞法,十年之后,中国之贫与弱将会更甚。严复如此解释自己的理由:

 

“苏子瞻当年说过:‘天下之祸,莫大于上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上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则上层最终也将失去动力停止变革。’……如今民智落后,民德已衰,民力已困。有一两位人才,说改革旦夕之间可以完成,绝无这样的道理。为什么呢?有一、二人倡导而无群体附和!所以虽有善政,也推行不了。……王安石当年搞变法,青苗法,保马法,雇役法,这些法本身都是好,是善政,但最后却招致社会大乱,缘由正在于:当时的风俗人心不足以推行这些变法。愚昧之人不明白这一点,盲目地诋毁新法,又导致党争纷淆,终于搞到亡国的地步。”

 

故而,严复的意见是:与其急于开设议院,谋求民主,反不如废除科举,改革帝国陈旧的教育体制,先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增长民力。

《辟韩》:打造君、民平等的民主新道统

1895年3月13-1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极著名的论文《辟韩》。文章对唐代思想家韩愈的名作《原道》提出了尖锐批判。

 

【君、臣、民是平等契约关系】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几个著名的论点,一直被后世儒家奉为金科玉律:

 

一、上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极差,直到“圣人”出世,传授给人类衣、食、住房、器具、医药……“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制定君、臣、民的秩序,制定礼乐刑罚,修筑城郭甲兵……

二、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出令、行政与出粟米麻丝诸物以侍奉君上的关系。

 

三、否定佛教与老子思想,强调儒家圣圣相传的“道”,即禹传给汤、汤传给周文王、周文王传给周武王、周武王传给周公、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再传给孟子……

 

《原道》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唐宋以来被历代大儒奉为经典。严复却认为:《原道》一文的立足基点是相当可笑的——如果真像韩愈所说的那样,民寒不知衣,饥不知食,必待圣人之教才能生存,那么,“圣人”就不可能是人,圣人的“先祖父们”也不可以是人,只能是有羽毛鳞甲的禽兽。

 

严复如此尖刻地讽刺,目的是要推翻韩愈对君、臣、民关系的界定。严复说:民乃是迫不得已,才设立君与臣,民设立君与臣的初衷,是要君、臣担当起“卫民”的职责。老百姓一起生活,存在着“相欺相夺”的矛盾和危险,所以设立、供养一个“君”来解决问题;“君”不能独力治理,于是选出一些“臣”。民众缴纳赋税供养君、臣;君、臣为民众“锄其强梗”,这是一种平等契约关系,绝非韩愈所谓的什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深为严复所赞许:“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就等于是否认了自秦代以下,所有君主的统治合法性——他们破坏了与民众的平等契约,非但没有履行替民众“锄强梗”的义务,反而自己变成了压迫剥削民众最厉害的“尤强梗者”、“ 最能欺夺者”。

 

虽则如此,但严复却不赞成在现阶段就废弃君臣,理由是中国目前的民德、民智、民力状况暂时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

 

【《辟韩》批判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欲重建道统】

 

《辟韩》一文的主旨,在于重塑君、民关系,否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儒家专制意识形态。这种批判本身,其实也是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自强运动的批判。

 

李鸿章晚年大力提倡和宣传韩愈思想。不仅自己经常借韩愈关于“初民社会”(即上述君、臣、民关系的解读)的解释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还经常自勉要像韩愈那样担负起“修道”和“卫道”的重任。李鸿章周围的幕僚、下属,李氏家族中的后人,不仅要将韩文列为日常必修的功课,而且相互之间非常喜欢以韩愈相期许、相推崇。这是晚清官场中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严复长期在李鸿章幕中供职,对此自然是十分熟悉的。

 

如此,严复在1895年初公开刊登《辟韩》一文,针对李鸿章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事实上,严复对李鸿章在甲午年的表现早有不满,在给好友陈宝琛的书信中,严复曾严厉责备过李鸿章的举措失当,一误再误。当然,更大的分歧在于严复的改革理念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无法兼容,严谋求政治体制改革,李却只愿意在旧体制上修修补补。

 

批判李鸿章的同时,严复已经做好了离开李鸿章前往湖广总督张之洞处谋职的打算,中间的牵线人正是陈宝琛。在1895年1月15日致四弟的一封书信中,严复说:

 

“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兴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

 

严复将张之洞视为自己思想上的同道,这一点是没有看错的。严复提出君是由民共同出赋而立的,其职责是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君一人不能承担所有事情,必须设臣来帮助自己。这样就形成了民立君、君出令、臣行令的三角关系。这实际上是试图重塑帝国的统治合法性,对此,张之洞是相当支持的。1897年《时务报》再度转载《辟韩》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张之洞特意嘱咐幕府中人专门撰写了一篇《辨〈辟韩〉文》,貌似批判《辟韩》,实际上是为其填补“政治漏洞”,保驾护航。

 

《辟韩》一文的撰写、刊登与传播的背后,实际上是严复及同时代部分儒家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构建中国道统的基本轮廓。这个新道统不同于以往的强调君权神圣、强调忠君重要性的道统,而是一个强调民权,否认君权神圣、强调君、民互有义务地位平等的新道统。这个新道统,是和当时西方世界的民权政治潮流相通相合的。实为晚清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思想上嫁接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次努力尝试。

结语:一条可能走通而没机会走的改革之路

甲午年之后,严复在中国思想界的异军突起,影响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使许多拥护改革而又看不清改革方向的知识分子有了思想上的依归。

 

严复的思想,有其西化的一面,对进化论、历史进步观的推崇是其主旨;也有其传统的一面,《辟韩》的实质,其实是继承了明末王夫之、顾炎武否定君权神圣的思想遗产。严氏与其周围的知识分子如郭嵩焘等人长期致力于请求朝廷给与顾炎武等人从祀孔庙的资格,目的也正是为了修改帝国的意识形态,重塑“君权民授”这一政治理念。这其实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目睹了西方民主政治之后,试图在儒家文化内部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的一种长期的努力。所谓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如郑观应、郭嵩焘、严复、张之洞们,都选择了这条道路。严复在1894年抛弃李鸿章而选择张之洞,其实也恰恰是看中了张之洞有能力走通这条道路。

 

但这条道路最终没有走通,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得到走通的机会:戊戌年皇帝选择了康有为,而另一变法领袖候选人张之洞,则鬼使神差地在赴京途中被案件缠住无法脱身。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张之洞比康有为更适合成为戊戌年的主角——张之洞如严复一样赞成民权;张之洞拥有纯熟的政治手腕和稳固的政治势力;张之洞比康有为更懂得如何从传统文化中为变法寻找思想资源……但戊戌年,皇帝的第一选择是康有为,因为皇帝不关心民权,他关心的是如何夺回自己的君权;所以,最后,改革被搞成了政变。

 

再往后,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思想,开始展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打倒,所有一切中国无法完成近代化的责任,都被施加在传统文化的头上。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在1894年的风雨飘摇里,有一个叫做严复的人,曾一度在传统上建构出了一套以近代民权、民主为核心的新道统。

1894相关言论:李鸿章自称“裱糊匠”,拒绝为洋务运动破产负责
张之洞:拒用崇尚韩愈《原道》之人

 

张之洞拒绝重用与自己主张不同的读书人。据刘成禺记载:

 

张之洞督两江,陈散老(指陈三立)以故人陈锐知县需次江南,久无差缺,屡向之洞言:“陈令文学政治甚通达,佳吏也”。之洞一日传见,陈思与之洞一谈,必折服之,为最上策,之洞诗与骈文,是其所长,不如专谈古文,或攻其所短。计定入见。之洞问曰:“汝善何种文学?’’曰:“古文”。又问:“古文习何文?’’目:“八大家”。又问:“八大家喜读何家?”曰:“韩昌黎”。又问:“韩文最喜读何篇?’’曰:“《原道》”。之洞连声曰:“《原道》、《原道》”语未终,举茶送客。陈锐从此无见总督之望矣。之洞语散原曰:“陈令不佳”。

张謇:请以慈禧之庆典款充兵饷

 

中日决裂前,慈禧太后虽不希望在自己六十大寿时发生战争,但对日本存有轻视之心,且忌惮清议,故作出一种主战姿态。所以,主战派曾对其抱有很大的幻想。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道:“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翰林院修撰张謇更是盲目乐观,竟上书翁同龢,天真地建议以慈禧之庆典款充兵饷:“筹饷之策,上之上者,得懿旨以庆典款拨用,如此则声威益振,士卒益鼓舞。”主战派的悲剧,由此已经开始。

康有为:清廷妄想“百年”,其实祸在眉睫

 

康有为本年上半年在京师活动,对时局有自己的一番看法。据其《自编年谱》记载:

 

“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联英,相与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

李鸿章不愿为洋务运动破产负责

 

李鸿章本人也承认洋务自强运动已经彻底破产,但拒绝为其破产负责: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辞之间,既有对朝廷掣肘的不满,又有对当局决策不明的愤懑,更多的则是个人的无奈与委屈。李鸿章的自白在当日自然是没有市场的,举朝汹汹全都针对他而来,皇帝也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没收了他的黄马褂。非但是他,整个北洋集团,包括李鸿章的亲属、北洋海陆军将领乃至中下级军官,甚至于水师学堂总办等不在战斗序列的官员,都在士大夫们的弹劾范围之内。士大夫们希望摧毁整个北洋集团。

 

李鸿章的委屈未尝没有道理,朝廷挪用水师经费已经很多年;士大夫们的愤怒也并非无的放矢,淮军内部的贪污腐化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朝野内外纠结于此二者孰轻孰重时,北洋出身的严复则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

资料来源: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严复文集》,线装书局;董小燕《严复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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