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92年
1893年

郑观应60岁像。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甲午前后,郑之《盛世危言》几乎影响中国所有有志于维新的知识分子。

1900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八卷本扉页上的亲笔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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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3年度事件: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改革路径:重商求富,议院强国

郑观应弃科举从商多年,不但有长期在外国公司担任要职的经历,与本国洋务企业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其所结交者,既有西方来华知名人物,又有晚清朝中大员与在野名士。这种交际范围,自然使得郑氏比起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来,拥有更开阔的眼界来观察和探究国家的兴衰本末,其为摇摇欲坠的晚清所开出的药方,亦有格外重视的必要。

 

【经济体制改革】

 

郑观应为晚清开出的第一剂药方是“实业救国”。郑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

从这个角度出发,郑观应激烈批判了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办洋务企业。其国有性质及其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誉为维护国家权益的典范。郑观应则认为朝廷竭力发展国有轮船招商局乃是误入歧途,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对本国民间商船业的政策保护。

 

郑观应说: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只能前往西方各国指定港口贸易,其余沿海、沿江地区仍是西方国家本国商船利润独享之所在,被政策保护起来不让外国船只染指。反观中国,外国轮船无处不到,政府不但不保护本国商船业,还遍地关卡,处处苛捐杂税。郑的民营企业曾屡次遭遇本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此番言论,当有痛心疾首之感。

 

继而郑氏批判了洋务大佬们单腿前进,仅仅关注于引进“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这一类西方技术。

 

在郑氏看来,把国家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王道。西方国家因为是工商业国家,所以富强;中国因为是传统农业国家,所以贫弱。故而,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就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层面公开放弃传统的“轻商”意识。

 

郑氏甚至认为,在这场救亡图存的危局里,与西方国家的“商战”要远比“兵战”更为重要……虽然商、兵缺一不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但是,军事吞并容易被人察觉而遭遇抵抗,商战则能使敌国凋敝于无形之中。故而,郑氏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开出的第二剂药方是仿效英、德设立议院。

 

早在1884年,郑观应就曾上书清廷 ,请求开设国会,结果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氏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在郑氏看来,议院的好处在于:“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西方富强之国均行议院制,日本也在维新设立议院之后悄然兴起,中国若要富强,也必须得走议院制这条道路。

 

郑氏考察了西方国家议院制的不同种类,总结出三种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郑氏力主采用君民共主制:“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郑氏的这种选择,有其现实政治的考量。他曾如此评价美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美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君主制,天然是民主国家,几千年君主制传统的中国无法与其相比;郑氏对法国大革命也有所了解,对这种“叫嚣”式的民主似乎心有余悸。所以,郑氏的选择是:“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君权与民权的平衡,其实一直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驳斥质疑:国情论民智论滋事论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所提供的改革路径,其实和薛福成给朝廷的建议异曲同工,薛氏同样主张同时进行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工商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详见《转型中国第27期:薛福成谈晚清的政改与经改》)。与薛氏有所不同的是,郑观应在文字表述上更为激进,招致了更多的责难。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还在不断重复着当年针对郑氏的相同的责难。郑氏在《盛世危言》里记录下了这些质疑和自己的回应,兹举几例如下:

 

【质疑一:议院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原文:“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不识大局,对中外利病缺乏深刻认知者的言辞。我曾遍阅各国历史,探究思考它们得失盛衰的缘故。(于是发现)世界五大洲政体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君主之国权力偏于上,民主之国权力偏于下,君民共主之国者权力平衡不上不下。凡事虽有上、下院商议敲定,但仍需上奏给君主请求裁夺:君主认可签名后才能实施;否则,则需要发回重新讨论。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实在无过于此。这一制度,实可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英国弹丸之地,采用君民共主体制,每年纳入囊中的土地相当于其本国面积的二十倍。议院制的政治效应如此之大,所以世界上君民共主之国占了十分之六,君主之国只有十分之一,民主之国占了十分之二、三。如今日本也因为采用议会制而勃然兴起,迅速赶上西方,还敢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面对如此局势,还说什么中国国情下议院不可行?脑子有病吧?(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质疑二:民智未开暂时不能搞议院】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并举例说明:昔日法国维新之时,民智未开,先设议院。当时法国绅士即有创设学校来教育议员的讥讽,可谓富强未闻,徒受议院之害。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寻常之见。当年齐桓公问管仲:“王者应当以何为贵?”管仲对曰:“民。”周武王说过:“纣王有亿万人,但有亿万颗心;朕只有三干人,但都是一条心。”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左右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诸大夫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国人都称赞其贤明,然后才能考察启用此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制度乃是中国上古之遗意,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现在不搞,等到西方列强把沿海全给瓜分完了,再搞就迟了。

 

但其实郑观应本人似乎是赞成先开民智再搞民主的——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下。郑说: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广开学校,十余年后人材充盈,而后再立议院,这是经,是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同时开学校,使官绅们知道议绅身份的显贵,促使官绅们一道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这是权,是兵出于奇。现在时势急迫!而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

 

郑观应的回应是:

 

这不是议院的错,而是章程不完备,公举议员的方式不正确的缘故。西方国家如何公举议员,我已经在《议院论》、《国会论》等篇章中有详细介绍。但创办之初,也不必完全模仿西方旧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有入选的议绅必须是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若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

 

客观而言,面对上述责难,郑观应的回应算不得非常雄辩。这或许跟他对议会民主的精髓把握还不到位的缘故有关,也可能跟他始终致力于将西方议会制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嫁接到一起有关。类似的责难,此后,还将继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播,降临在梁启超们头上,降临在胡适们头上……

结语:从未到来的盛世 永不过时的危言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毛泽东虽然误读了本书主旨,但其在韶山冲如此僻远之地尚能读到《盛世危言》,从侧面也证明了此书流播范围之广。

 

但这种误读实在是至为可惜的。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在1890年代希望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但结局是可悲的,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军阀、政党、伟大领袖迭次登场,唯制度文明如镜花水月梦幻空花。所以,盛世永不到来,危言永不过时。

1893相关言论:《盛世危言》获当时知识分子一致好评
彭玉麟:此书将会使孔孟之道风行海外

 

彭玉麟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作序,序文称:

 

余赋性木讷,不谙洋务。今阅是书,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故缀数语,亟劝其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之。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外,莫不尊亲;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奚不可以是书为左券也哉!

陈炽:西法乃中国之古法,不可拒绝

 

晚清著名维新学者陈炽对郑观应嫁接西方议会民主与中国三代政治的努力非常赞赏,为《盛世危言》一书作序,文章称:

 

“以西法为西法,辞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国之古法,鄙而弃之不可也。执人而语之曰,尔秦人也,所行秦法也,无不怫然怒。语人曰,尔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无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复古,而于古意之尚存于西者,转深闭固拒畏而恶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遗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举而归诸我;我乃按剑疾视,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

郑藻如:《盛世危言》一书有女娲补天之功

 

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郑藻如对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也相当激赏,为其作序,赞其有女娲补天之功:

 

“(《盛世危言》)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方今运会中兴,圣明在上,镜外以治中,准今而合古,必能容长沙之忠直,采治安之说论。若能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见此日优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

学生许象枢谈议院制度

 

郑观应曾应邀在上海格致书院授课,出题《议院论》,命学生作答。苏州学子许象枢之文最让郑观应满意,其主旨可以视作郑观应本人议院民主观的注脚。文章说:

 

1、认为英式民主比美式民主好:“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德、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议院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美、法等国是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然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2、人为国人素质不如西方,必会阻扰改革:“……议院之设亦为闻所未闻,则百姓必有挠之者。其挠之之说必谓中国民风土俗与泰西殊。泰西之民顾大局全大势者居多,中国之民往往爱己不爱人、顾家不顾国,行之既久,必有借公议以钳制官府、把持公事者。”

 

3、议院制度是将个人之私与国家之公统一起来的制度:“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如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即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人人恶之则为公矣。即有时众议员意见不合,各执一是,亦可互相辨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何虑其有弊乎?”

资料来源: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郑观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学林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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