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91年
1893年

周汉在长沙刊行反洋教宣传画《射猪斩羊图》。周汉以“羊”代指洋人,以“猪”代指“天主”。左右对联文字为:“万箭射猪身,看妖精,再敢叫否!一刀斩羊头,问畜牲,还想来么?”

重庆大足县余栋臣于1895年发布的反洋教布告。余在起义檄文中提出“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并声称:倘若官兵前来剿灭,则这些官兵“并非我朝臣子”,乃是义军的敌人。起义军小旗上亦写有“顺清灭洋”口号。

转型中国(1864-1949)往期

1891:康有为维新本质乃孔教救国

一个改革领袖,应当尽可能地整合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以此作为推进改革最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却坚持要在毫无共识的“惟孔教才能救中国”的末路上狂奔,戊戌年碰上这样一位维新领袖,真的是伤不起… [详情]

共和国辞典往期

28期:1950年西南“匪乱”

新政权的征粮工作与匪乱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已有明晰的说明。报告说:(西南匪乱)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详情]

相关专题一

24期:广学会欲改造中国知识分子

戊戌政变后,上海英国领事馆总领事曾有言:“后世人之称光绪二十四年者,必将曰中国梦醒之年也(指戊戌变法)……以余观之,中国求新之士,大都奉广学会为导师。”——类似广学会这般的“干预内政”,岂非多多益善?… [详情]

相关专题二

08期:勿轻言教案民众“非理性”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详情]

网友留言我要留言
卢洁峰:“仁安羌大捷”是一个神话
中呆:驳斥小呆小姐
企鹅历屎:建议做一期民国疆域变...
企鹅历屎:希望编辑做一起民国版图...
史思明:义和团与打开国门政策
胡新民:公知怎样才能讨回公道?
雨夹雪:胡耀邦落选证明了文革的民主
小呆:回复大呆先生
汪荣祖:驳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
中间派人士:读金冲及的《决战一书》

腾讯历史·原创出品


责任编辑:谌旭彬


联系方式:

信箱:newshistory#qq.com(来信时#改为@)

电话:010—82155176

 

版权声明:

欢迎转载或报道,但请注明出处。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2年度事件:周汉反洋教案

上年四、五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接连发生教案,教堂被毁,教士被杀,一时间长江流域风声鹤唳,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二十余艘 。

 

教案的集中频发,引起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在华传教士更多方搜求缘故,收集到多种民间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乃至伪造的中国官方公文,并追踪到大多数反洋教书籍乃是由湖南长沙的三家书铺所刊刻。此三家书铺的所有者,则系朝廷四品官员陕西候补道周汉。各国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厉查办。此即牵动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

反教文件泛滥,长江流域教案频发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1884年返回湖南长沙居住。

 

时值外国传教士来湖南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开始撰写反教文字,并以各种形式刊布传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余种反教著作。这些文件广泛流传,对1890年代长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

 

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

各国集体施压,地方官员坚决抵制

反教揭帖书籍流播范围之广,大大出乎各国公使的预料。1891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同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国、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10国)商议,并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教该死》已经在长沙公开再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

 

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

 

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

 

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风波勉强平息,周汉两次被精神病

1892年二月,驻英公使薛福成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称英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周汉的反教图书歌谣,认为长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单纯的会匪作乱,其背后实有显宦巨绅在指使谋划。薛福成警告国内,英国政府很可能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总理衙门接电后,遂强硬命令张之洞立刻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此前,李鸿章曾建议调查周汉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迹,譬如经济问题等,以此惩处周汉,如此既不碰触民意,又可以给洋人一个交待。但湖广方面似乎没有调查到周汉有什么个人劣迹,最终,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周汉乃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

结语: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义和团的狂欢中达到巅峰。后世反省这场运动,多乐衷于批判其中“群众运动的非理性”,甚至将其与文革民众的狂热非理性相提并论。诚然,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资批判的相似之处,但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也同样湮没不彰。

 

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推波助澜酿成教案并最终诱发义和团运动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

 

周汉的反教著作,内容无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这样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中国,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大多数是无知识的平民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却恰恰是周汉这些官绅知识分子。他们是乡土中国“新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的反教宣传与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最后,催生了义和团的大悲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还能观察到:1890年代的“维新领袖”康有为与1890年代的“反教领袖”周汉,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康和周一样,都奔走在“孔教救国”的歧路上(可参阅:转型中国第28期:康有为的“孔教救国”之路)——只不过,康试图走上层路线,将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对抗“耶教”;周走的则是底层路线,试图发动底层民众武力驱逐洋教。

 

晚清中国的悲哀尽在于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负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只是在不断地“蒙”民众罢了。

1892相关言论:张之洞感叹周汉是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烫手山芋
张之洞:周汉“办不能办,放不能放”

 

湖广总督张之洞拒绝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周汉押到武昌审讯,感叹周是个极其烫手的山芋:

 

“若解鄂则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矣。……若周汉解鄂,断无人敢审,不敢不以实告,务望在湘省了之。”

陈宝箴:让周汉下狱是为了保护周汉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追忆周汉一案,文章说:

 

“(周汉)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为湖广总督落其职,而海内多奖为忠义,尤为乡人所信重。至是(1897年)复刊帖布乡县。府君(陈宝箴)方痛胶州事,大罹,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揪然曰:非然无以全大局,亦无以曲全周汉。”

曾国藩:民众入教是为了逃避朝廷苛政

 

晚清知识分子“反教”有温和、激进之分。大体而言,同治年间,知识分子反教多取温和理性态度;光绪以后,激进暴力反教逐渐成为主流,后遂有义和团运动。曾国藩可谓早期温和派反教代表,曾认为:

 

“洋人教术本不足以惑人。愚民所以趋之若鹜者,并非真欲崇奉彼法,以入教则官吏不敢肆虐,一若习教虽有后患,而未若苛政之害民者。若使地方官各得贤吏,……民又何所利而甘心从教乎?”

周汉为自己的“反教”行为作辩护

 

1897年,周汉在供词中如此陈述自己“反教”的思想基础:

 

“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团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守自立哉!”

 

“各邻国之教,我不之知。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立自守哉。”

 

周汉将自己的“反教”行为与维护帝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忠义立国”)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清廷无法从正面对其进行批判,故而只能将他“被精神病”。

资料来源:

吕实强《周汉反教案》,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转播到腾讯微博  分享到QQ空间
关于腾讯 | About Tencent | 服务条款 | 广告服务 | 腾讯招聘 | 腾讯公益 | 客服中心 | 网站导航
Copyright © 1998 - 2010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腾讯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