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乙未(1895)进士。康毕生坚信自己的生命存在必有天意。戊戌年之后,康曾历数自己N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认为这背后冥冥之中定有深意:“苍天留下我的生命必然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灭亡,儒教大道不会灭绝?” |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瓶生,晚号松禅、五不居士,江苏常熟人。咸丰丙辰(1856)进士。同治、光绪两朝皇帝师傅,清流派领袖。翁早期视康有为为清流同道中人,但在逐渐了解到康有为的“革命倾向”之后,翁同龢一度拒绝向光绪呈递康有为的著作,并因为惹怒了光绪而被罢职。 |
廖平(1852—1932年),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中国近代经学大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廖平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抄袭”、“剽窃”之说可以见仁见智,但《孔子改制考》显然和《知圣篇》深有渊源,《新学伪经考》也和《辟刘篇》脱离不了干系,这是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 |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康党筹划革命,拟定于湖南自立之后,推谭嗣同为“伯里玺”,即总统。谭在康有为“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著有《仁学》一书,因提倡排满革命,故生前未敢刊行。戊戌年后,梁启超逃至日本,将《仁学》在《清议报》上分期刊出,但因其革命主张与当时康党“保皇”的幌子不符,遂只刊出一部分而中途停止。 |
自立会领袖唐才常(1867~1900),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康党筹划“湖南自立”的骨干成员。谭嗣同亦是自立会的创始人。来信谴责康有为弃排满革命而投入光绪的维新怀抱的赵曰生,即系自立会成员。 |
洋务大佬张之洞。张曾以供养为条件,劝说康有为放弃其“保教”学说,遭到康的拒绝。戊戌年后,张刊布《劝学篇》,内中有一段话是专门针对康党主张保教保种而不保大清的:“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子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意即批评康党误入歧途,不知道惟有保大清才能保教保种。张的这一论调,是一种很熟悉的逻辑。 |
康有为所办强学会之会刊《强学报》。梁启超曾以无人蠢至在北京开设保国会来搞“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种“逆举”为由,否认康党的“革命党”历史。但早在开设强学会之时,康有为就说过这样一番话:“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 |
转型中国(1864-1949)往期 |
1887:广学会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精英 |
戊戌政变后,上海英国领事馆总领事曾有言:“后世人之称光绪二十四年者,必将曰中国梦醒之年也(指戊戌变法)……以余观之,中国求新之士,大都奉广学会为导师。”——类似广学会这般的“干预内政”,岂非多多益善? [详情] |
共和国辞典往期 |
24期:遇罗锦离婚案搅动全国 |
遇罗锦遭遇舆论的道德批判,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当代》评委会准备将“当代文学奖”颁给遇罗锦,一个电话来质问:“《花城》要发《春天的童话》,《当代》要给奖,是不是有预谋的行动?” [详情] |
网友留言我要留言 |
卢洁峰:“仁安羌大捷”是一个神话 中呆:驳斥小呆小姐 企鹅历屎:建议做一期民国疆域变... 企鹅历屎:希望编辑做一起民国版图... 史思明:义和团与打开国门政策 胡新民:公知怎样才能讨回公道? 雨夹雪:胡耀邦落选证明了文革的民主 小呆:回复大呆先生 汪荣祖:驳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 中间派人士:读金冲及的《决战一书》 |
腾讯历史·原创出品
责任编辑:谌旭彬
联系方式: 信箱:newshistory#qq.com(来信时#改为@) 电话:010—82155176
版权声明: 腾讯历史频道原创策划,欢迎转载或报道,但请注明出处。 |
1888年度事件:康有为进京兜售“变法提案”遇挫 | ||||||||||||||||||||||||||||||
1888年,康有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这一年,他北上参加科举,遍寻门路,试图将一份自撰的“变法提案”呈递给即将亲政的光绪皇帝。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到:“到乙酉年(1885)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
但现实是:学问已经大成的“康圣人”,不但科举榜上无名,辗转经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上清帝第一书》也未能兜售出去,最终只得仓皇南归。
许多年后,康有为被冠以“维新领袖”的光辉标签。在这一标签之下,“革命领袖”康有为长期蒙尘。 |
||||||||||||||||||||||||||||||
|
||||||||||||||||||||||||||||||
|
1888相关言论:黄遵宪认为搞“儒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
|
梁启超对康有为性格、学术的评价
“康有为思想”是学界一大热门,然凭心而论,康有为是不是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显然是存在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梁启超最有发言权。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如此评价乃师:
“(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史记》、《楚辞》当中经刘歆篡改增入的地方达数十条,还把后世出土的那些刻有这些作品的钟鼎器皿说成是刘歆当年私下里所铸造的,预先埋藏起来以求欺骗后世。于情于理,这实在是万不可通,但康有为却执意坚持……因为好博好异的缘故,康有为著书,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者曲解证据……康有为的为人,万事都放任主观臆断,自信力极强,以至于对于许多客观事实,或者蔑视不见,或者坚持强迫我接受。”
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梁早年服膺于康的学说,但随着阅历日广,怀疑也愈深。1896年,梁在给康的一封信里谈及发现从康所学皆为“伪学术”后的空虚之情:
“近学算读史,又读……甚至窃见吾教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依凭,奈何?” 资料来源: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