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疯狂流传的“周恩来遗言”手抄本(部分)

震惊中外的“周总理遗言”

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孕育着新时期的到来。

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

多年后,记录这个案件的作家杨匡满在“总理遗言案”的标题下抄上了1976年清明节的旧作:我已做了父亲 / 但我刚刚长大 /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1976年的“总理遗言”,不能遗忘。

  • 【经过】“周恩来遗言”引起了巨大震动

炮制“总理遗言”的李君旭

  周恩来去世,23岁青年工人炮制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了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象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 【疑问一】为什么人们理解“总理在遗言中称赞四人帮”

因“总理遗言案”被查处的主要当事人

  “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然而,回到这篇伪造的“总理遗言”本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里面明显提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总理”明明也是赞扬了王洪文与张春桥的,为什么说这还是一份反四人帮的材料?总理与四人帮的矛盾,任何一个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李君旭还要如此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如此的兴奋?

亲历者是如此解释的:“……心里唯一有点疑惑,就是周总理为什么要夸王洪文和张春桥,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位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还必须与四人帮周旋。他们相信这是总理与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战略。假如“总理遗言”中没有这些内容,反而不可信。

  经历大风大浪,人们不再简单从字面理解

这也跟文革的演进过程有很大关系。从批“彭罗陆杨”,再到批“刘邓陶”,到“林副统帅”出逃,到“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邓小平的复出与再次倒台。经历了这么多的波谲云诡的事件,群众们的心理承受力与判断力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变得狡黠,不再是纯粹的惊弓之鸟。甚至在追查何处听到这个“总理遗言”的时候,全国上下几乎都学会使用了黑色幽默式的、护人护己的谎言:“我是在某某公厕蹲坑时听隔壁女(男)厕所的人说的。”

显然,人们对“遗言”中的话不会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 【疑问二】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满足人们所期待的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物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

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谣言指向了当时人们最大的愿望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谣言背后,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们。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建国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

资料来源:李君旭《遗言:震惊世界》:杨匡满《“周恩来遗言案”始末》;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看历史《“总理遗言”:卷入政治的年轻人》;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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