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国歌歌词

中国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歌曲,毫无疑问是《义勇军进行曲》。

因为她是国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 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此后,国歌与共和国一起,共历了60余年的艰辛。

但是,恐怕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记得,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在那熟悉的旋律背后,国歌的歌词,曾经在共和国的滚滚洪流里经历过怎样的扭曲与浮沉。她曾经被废止,被取代,殆至恢复其本来面目,已是80年代。

  • 【废止】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国歌词作者田汉

  1949年:毛泽东拍板保留《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于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左图)作词,聂耳谱曲。在抗战时期流传甚广。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各界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广为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 部分委员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理由是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譬如有人提议:“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

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不改动原歌词。

  1966年:田汉成了“叛徒”,国歌没了歌词

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整理出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界的冬天由此开启。田汉不久即因为其编写的京剧《谢瑶环》,而被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被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始终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对其施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含冤惨死于狱中。

田汉如此遭遇之后,其作品自然也就成了“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所有田汉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不能不演奏,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成了“史无前例”的怪事。

  亲历者回忆:六十年代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大埔文史·第21辑》载有张天蔚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

老人回忆:

“1967年春夏之交,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一股便是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之风。为什么要修改国歌歌词?据传有二个原因:一是原词作者田汉是资产阶段文艺黑线的黑头目之一;二是原国歌歌词没有新时代特点,已经过时。至于是哪一级组织提出要修改的,我们没有看到“红头文件”,只是听领导的口头传达。”

“4月初,大埔县“抓促”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指派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等3人到枫朗、大埔角去深入生活。任务是:一边和贫下中农“三同”,一边修改国歌歌词。要求在5月中旬交稿上送。下到大埔角,我们分散住在几户农家,参加了几天劳动之后,召集人罗青田把我和罗春光邀到大埔角供销社的一间小店(原天成号)二楼商议改国歌歌词事宜。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也称是文艺圈内人,对产于抗日战争年代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很赞赏,对戏剧大师也很崇拜。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任何荒唐事都不觉得荒唐,大多数人都神差鬼使般地做着荒唐事。

“我们先对原歌词进行分析:首句“起来!”这是一个富号召力的动词。号召谁起来呢?“不原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怎么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句核心词,后面的几句歌词都是围绕这句核心词的情绪而产生的。面对这么完整,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感召力的国歌歌词,我们该从何处落笔改呢?商议的结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时代特点;二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时代应肩负的革命责任。方法是先由各人写出修改稿,然后取各人之所长定稿。

“5月初,一首署名为田春蔚的新国歌歌词拼凑出来了——

“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起来!起来!起来!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 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们把“新国歌歌词”油印20余份发给当地贫下中农征求意见,并于5月中旬将稿子上交。此后,修改国歌歌词的事再也无人提起,国人似乎也很快忘记了这段历史笑话。上了年纪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大型集会几乎都以唱、奏《东方红》代替国歌。”

  • 【恢复】国歌原歌词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归
审判四人帮

  1978年: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为填补国歌歌词“空白”的尴尬,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词稿,在多次讨论会之后,最终出炉的国歌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 前进! 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新歌词被提交至全国人大讨论,并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随即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

为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撰写了一篇题为《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影响,文章作者署名为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但新歌词的传播始终没有打开局面。

  1982年:恢复国歌原歌词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据《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刊文介绍,作家陈登科是首个提交恢复国歌原歌词提案之人。

据陈登科回忆: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 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本文资料来源: 张天蔚《“文革”期间参与全民修改国歌歌词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大埔文史·第21辑》;陆志成《陈登科的两件议案》,载《江淮文史》2006年第5期;雷声宏《国歌歌词从废止、取代到恢复的曲折历程》,载《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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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登科(1919-1998)。1979年6月24日,陈登科在日记中写道:“20日我的第一个提案,是我们的国歌,应恢复原来的国歌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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