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75年
1877年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玉池老人,湖南湘乡人。道光丁未(1847)进士。1854至1856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南海人。道光戊申(1848)举人。1876年任驻英副使,因与正使郭嵩焘不和,次年该差驻德柏林公使,1878年召回,改官通政司参议。1881年因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被慈禧斥责为“信口诬蔑”而革职。

随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使团初抵英国,郭嵩焘被英国著名政治幽默杂志《Punch》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对眼相视。如夫人梁氏及其金莲也成为英国媒体谈笑的资料。

维多利亚女皇。1876年2月7日下午2点,郭嵩焘、刘锡鸿一行以中国使节的身份首次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双方互行鞠躬之礼。据史料记载,觐见情形如下:先由中方诵读国书(因国书将中国皇帝与英国君主平等相待,副使刘锡鸿等甚为不满),诵毕,女皇说:“此次远来,为通两国之谊,庶期永保和好”,郭回答:“是”。女皇又问:“中国大皇帝好”,答曰:“好”。女皇又说:“既接受大皇帝国书,亦当有书回致”,答曰:“是!”最后再鞠躬而退。

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出使前请训时慈禧太后与郭嵩焘的对话:“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也说:“这艰苦须是你任。”

郭嵩焘日记手稿。图中“二十日”下最后一句原文为:“中国之不能及,远矣!”到编写《使西纪程》手稿时,为避免过度刺激国内士大夫,则改为:“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

郭嵩焘日记手稿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页面文字:“……总署为刻日记一本,至被湖北翰林何金寿参劾,请毁收其板。云其立言极凶恶,而不一言其详。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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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1876相关言论:郭嵩焘致信李鸿章,质疑“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威妥玛: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务自强改革无前途

 

郭嵩焘在伦敦期间,记录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Wade)对自己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

 

威妥玛说: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对正在进行中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兰雅:洋务改革“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出国之后,郭嵩焘得以从傅兰雅(J·Fryer)处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务运动”为何物。

 

傅告诉郭嵩焘,他1874年在上海见到两件事,令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极为悲观。一是日本兴兵侵台期间,朝廷派了一艘兵轮前往吴淞江口驻扎,以备不测。待至吴淞口,全船300余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仅剩20余人。一是前往江南制造局铸枪厂,见一童子“开通内膛”的方式不对,傅告诉他这样做不行:“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过挨延岁月而已”,要傅别多管闲事。傅感叹,洋务改革也“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泰晤士报》:郭嵩焘离职是中国的大损失

 

郭嵩焘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总税务司赫德即从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函,称郭“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至郭嵩焘离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

 

“郭去曾(纪泽)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

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富强之理

 

洋务自强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创办“国企”,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焘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他批评这一“国企”之路:“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郭赞扬西方民富则国富的立国之道:“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

 

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思维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国绝无仅有。但郭也有他坚持传统的一面,譬如,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一事就颇不以为然,他说:

 

“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

 

郭认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于民意太泛滥:“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

 

所以,郭嵩焘的意见是:虽行民主,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够稳定人心,坚固国本。

资料来源: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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