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73年
1875年

1858—1860年,俄国人不损一兵一卒,利用清廷陈旧的“天下观”,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自中国骗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对此竟无丝毫耻辱之感。1874年日本侵台,所用策略,与俄人异曲同工。

1860年代,台湾府的英国领事馆(位于台南)

晚清台湾北部的泰雅族人,照片原始图注是:“未归顺的山区原住民”。照片源自George L. Mackay于1896年出版的《From far Formosa》一书。

晚清台湾的汉人,用风鼓车筛选稻谷。照片源自George L. Mackay于1896年出版的《From far Formosa》一书。

1892年拍摄的台湾土著“Toba家族”。

1870年,台湾打狗港,即今日之高雄。照片源自George L. Mackay于1896年出版的《From far Formosa》一书。Mackay是加拿大长老会牧师,终身在台湾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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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度事件:日本入侵台湾

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自鸣得意:清廷给自己挖坑而不自知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1867年2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Le Gendre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

“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与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

 

“(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

 

“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Le Gendre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Le 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

Rover号事件最终以Le 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Le 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 Gendre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

 

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吐蕃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

 

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

 

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1873 年4 月5 日上海《申报》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

 

“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

 

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文化层面。

 

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此铺垫,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4月11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

 

《要略》重点提及1873年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外人点醒:清廷恍然领悟日本真正用意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李于5 月11 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

“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

 

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中国认为番地不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缘此,清廷于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李鹤年5月11日的强硬照会,与稍后的上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

 

“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于6月5日再次发布上谕,严厉强调: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对之后挫败日军侵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结语:前车之鉴犹在,观念转型奇难

日军1874年侵台,其实是对俄国1858-1860年骗取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手段的抄袭和复制,并不新鲜。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用了3年时间,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英国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龙尖沙咀,法国寸土未得。两次战败,清廷均引以为奇耻大辱。1858—1860年,中俄两国无战事,俄人不损一兵一卒,即自中国骗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竟无丝毫耻辱之感。

 

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咸丰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1、“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 向该生番等洁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稍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

 

2、“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丢失琉球、是非颠倒尚在其次,帝国最大的隐患,仍然来自传统“天下观”与近代“世界观”之间的彼此隔离。

 

1874 年8 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40 多天,中日5 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问答中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

 

“天下观”不亡,“世界观”不立,外交永远“鸡同鸭讲”,求富也好,求强也罢,都如梦幻空花。

1874年度言论:大久保利通自承“无充分宣战之名义”,且开战对日本极不利
大久保利通:开启战端,将是损害日本主权独立之大祸

 

日本1874年出兵台湾,本无实力硬夺——当地“番民”的抗击即已使日军于骑虎难下。所以,一开始,日本定下的主策即是欺瞒蒙骗,而非武力对抗。最怕谈判破裂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大久保利通当日所写日记,可以窥见此节: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独决。”

 

但总理衙门对此竟毫无察觉。

威妥玛:日本不要染指台湾,应向朝鲜发展

 

英国向日本政府表示“英国不能以日本占领台湾为满意”。

 

日本外务卿寺岛力图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说明,日本要攻打的地方并不在中国管辖之内时,巴夏礼回答说,他“在华居住了多年,一向就知道该岛台湾的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 。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对来华谈判的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说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首先支持。

美国驻日公使: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

 

美国驻日公使于4月18日在美国使馆接见日本外务少辅卜野景范,表示“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将阻止美国船舶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用。”并要求日本解雇提出“番地无主论”的Le Gendre。

 

迫于压力,日本政府遂改派Le Gendre秘密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各地,试图以其外国人的身份恫吓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中国地方官员,同时侦查中国备战情况。

 

8月6日,Le Gendre抵达厦门后,即被美国驻华临时代办下令逮捕,转交上海美驻沪总领事馆审讯。

李鸿章在琉球归属问题上松口

 

日本政府在谋取台湾领土遇挫之后,并无意使冲突升级为战争。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出仕田边太一前往北京,向谈判代表柳原前光传达谈判要领:向清廷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机否定清廷对琉球的宗主权。

 

8月20日,柳原前光正式致函总理衙门,表示:“夫我伐番义举,非恶其人,非贪其地,务为保恤己民起见”,并 要求清廷拿出一个彼此都有台阶可下的方案:

 

“贵国别有何等施设方法,指明后局,使本国此役不属徒劳,可令下得了场,以固睦谊, 是本大臣肺腑之望。”

 

李鸿章在9月5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就琉球问题作出了明显的让步:

 

“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巳阅三年, 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辨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己,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士兵远道艰苦,乞恩稿赏馆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 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 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靡勿绝之心。”

 

这段言辞,虽未明言琉球主权归属,但很显然,琉球难民之案“中国亦小有不是”之语,等同于是认可了日本在琉球难民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追究权,与之前总理衙门所坚持的琉球难民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与日本无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资料来源:《同治朝夷务始末》,中华书局/出版;邵建东《李鸿章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载《安徽史学》1998年02期;贾益《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载《民族研究 》2009年06期;马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始末》,载《文史精华》200年11期;《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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