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69年
1871年

“天津教案”会审照片(湖南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曾国藩》摄制组/特别供图,点击可看大图)。

“天津教案”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湖南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曾国藩》摄制组/特别供图,点击可看大图)。

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前的民众。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内部。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外部。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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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度事件:天津教案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民意可用:乘此机会“尽戮在京夷酋”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奕譞被历史教科书长期冠以“顽固派”的标签。那么,不妨听听非“顽固派”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意见——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左宗棠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国藩为民众辩护之辞

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 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 “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

 

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一、 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 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 《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著作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结语:曾国藩眼里的“民意可杀”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最后,曾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不能理解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1870年度言论:赫德称曾国藩是个被“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赫德:曾国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 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民众:“甘学天津义民”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还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打死洋人。

王闿运:民心不可失,先皇之仇不可忘

 

湘军出身的王闿运对曾国藩不能理解。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 先皇帝之仇不可忘, 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 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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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法国不需要中国人的头颅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却回答: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资料来源:张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曾国藩家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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