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
1866年
1868年

同文馆聘请的算术教习李善兰,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这是19 世纪中国数学界最重大的成就。

同文馆内的洋教师和中国学生。

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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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度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 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訢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重。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龢,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边,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月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4月23日,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奕訢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隐性冲突:士子集体抵制,算学馆名存实亡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以一直坚持让科甲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人”学习算术,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为,只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訢的批评最耐人寻味,郭说:

 

“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1867年度言论:曾国藩与幕僚讨论清廷灭亡倒计时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学生品质低劣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李慈铭讥讽朝廷,替倭仁鸣不平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满怀讥讽地替其鸣不平:

 

“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埋衙门行走,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烈文:清廷亡国不出50年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己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 年。

资料来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郭嵩焘日记》;《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越缦堂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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