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


天津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中国NGO“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活动总协调人,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项目统筹,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创立国际环保NGO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并担任中国区项目总监(1999-2009)。


联合国天津气候谈判大会特别专题[详细]

 
· 环保组织中个别年轻人自以为是,不负责任,不愿下苦工,不愿做基础的工作,只爱光环,陶醉在镁光灯中,这是在拆中国NGO的台,绝对是帮倒忙。

·一直到七月下旬,有关方面才正式公布天津会承办这场谈判。中国NGO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其时间之紧迫、其压力之巨大,可想而知,因此,对中国的环保NGO而言,天津会议其实不是机遇,更是一个挑战。

· 中国NGO内部,至于抢资源啊,划地盘啊,各自为政啊,我觉得非常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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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问实录
 
天津气候会议凸显了中国NGO与国外同行的悬殊差距
绿问:听说您马上就要卸任了。“绿色中国,竞跑未来”这个活动结束了你就不会再继续跟进了?

 卢思骋:我设定给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在坎昆会议上不会再担当中国NGO的协调人。

绿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卢思骋:我需要休息一下,陪伴家人。也有一些朋友在构想,成立一个新的NGO。

绿问:NGO是指“前进工作室”吗?主要做什么?

 卢思骋:前进工作室是其中一块我有兴趣的,专门给NGO做培训、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中国的环保运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这两三年神速发展,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行业进步的临界点,需要跨越面前的门槛:就是说,行业里的人应该更有意识地、更自觉自省地建立这个行业,用国外的话说,就是要进行“运动建设”。不能再埋头沙堆,自满自爽。

 你去年去了哥本哈根大会,你一定会注意到国外同行跟中国环保NGO之间的差距悬殊。中国的环保运动跟国际环保运动的行动力、专业性、影响力、前瞻性、行业自身的吸引力等等,差距很大。中国要走向可持续发展,单靠企业和政府是不够的。需要有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鼓励他们,促进他们,监督他们。虽然近年环保NGO有可观的发展,但我觉得相比市场和政府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有一个愿景,希望到2020年时,中国能见到一个比现在更成熟更扎实、更自觉自省,有更广深的社会支持,有更多公众参与,跟企业和政府有一种更正常的关系,同时在“全球”和在“本地”两个层面思考与行动的环保运动。

 在这样的想法下,我成立了前进工作室,其宗旨是通过为民间社会组织及行动者提供有系统的能力建设培训及学习平台,普及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前进工作室已跟绿色和平、香港地球之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自然之友、热爱家园、行动援助等不同机构合作,为他们度身定造,设计和实施培训,主题包括机构发展、策略规划、领导力培训、内部管理、团队建设、环境项目策划与执行、培训培训者等。

绿问:这个前进工作室是注册的NGO么?工作主要在哪里开展?

 卢思骋:现在是在香港注册,希望日后能在内地注册为NGO。主要服务国内NGO,但我们也为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环保NGO提供培训。

绿问:前进工作室做的战略规划和培训,跟之前国内NGO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同?

 卢思骋:我觉得目前中国的NGO培训行业里面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有五花八门、多不胜数的培训,有专门去做培训的人,也有专门去参加培训的NGO工作人员,有时培训参加者,来来去去也是同一批人,行业内普遍存在“培训疲劳”。有人天天去培训,月月出国,根本不稀罕;有人却几年下来也没有一个培训机会。

 这样的培训,真的给这个行业带来很大突破吗?好像没有,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现在许多所谓的培训,它的思路、设计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只是把东西翻译,囫囵吞枣,并没有经过消化,没有扎根在中国的脉络上。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些培训师自己根本没做过NGO,没有多少实战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学者,自以为研究者就等于实践者,越俎代庖,是象牙塔式的培训。

 这两者,都不能切中要害,服务对象。说到底,根源的问题就是本末倒置,以培训机构、培训师、或资助方为主体,而不是以有培训需求的民间行动者为主体。固步自封、不与时俱进的培训,自然不能应到现在行业发展的需要。

 前进工作室希望能度势审时,以协作者的身份,给我们的合作伙伴,量身订造,针对他们的问题和困难,针对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迎面而来的挑战,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自身的方法,激发出来自己的潜力。我们并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案,反而希望通过跟大家对话合作,每家机构都找到自己潜在能量,发扬光大之。我想整个NGO培训行业,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出发,过去“为做而做”、“为资助方而做”的方法应该要丢在历史的垃圾筒里面。

法律地位模糊阻碍中国NGO的发展
绿问:但是,有时候对于NGO来说,免费的培训多了,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卢思骋:对,譬如这次天津会议,以及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很多中国的青年人参与,但我跟他们接触时就有一个感觉,很多人其实不是真的对气候变化感兴趣,也未见有所承担。他们要来气候谈判,可是谈判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也没有兴趣去学,只是觉得参与这样的国际会议就威风八面,目空一切,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糟糕的。这实际上也是在浪费资助者的钱。

 这一次在天津,大批NGO同仁埋头苦干,四处奔走,希望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这个国际工作当中。当中,也希望给国际的同行们传递一个讯息:我们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工作很努力;虽然对很多问题认识的那种深入、扎实的程度没法跟国外同行比,但是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成果和努力,在中国来讲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个别年轻人自以为是,不负责任,不愿下苦工,不愿做基础的工作,只爱光环,陶醉在镁光灯中,这是在拆中国NGO的台,绝对是帮倒忙。

 

绿问:你刚才讲的当前NGO的水准与到2020所期待达到的愿景实际上相差很远,您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哪些方面?

 卢思骋: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中国NGO的发展历史还是比较短。从94年自然之友成立开始算的话,其实才17年。然后这17年当中真正蓬勃发展也就是2003、04年以后的事。这几年我们发展的确实很快,但是里面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资源不患寡而患不均、患不效。

 此外,我们的生存条件也是很苛刻:法律地位的模糊,公共空间发言渠道的不确定,资金资源的稀缺,也没有形成一种透明的、公开的、附带问责性的社会资源收集和回馈的机制,因为NGO无法公开的面向社会募资。现在有些基金会也在学习怎么去给钱,就像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具备良好的意愿,可是执行班子专业能力不足,战略意识浅薄,使企业家捐助的钱,未必真正能够用在刀刃上,效益不彰。

 再者,由于一些基础条件的不充分、不完备,行业里面也未必能够吸引到最有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国际机构,比如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甚至最近一两年刚来华发展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ECT),他们都能够请到很专业的人员,不比企业要差,甚至平均水平可能还要高。但本地的NGO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工资待遇欠吸引力,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相对较弱。本地NGO的员工流动性还是较大,不一定能够让大批的年轻人在环保圈子里面继续成长。

 主观方面,有些NGO从业人员很容易浮躁、自满。由于我们接受社会的监督还不够,而且社会大众媒体多少对NGO还是抱有同情、认可的态度,甚至有时过度同情。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我们普遍存在一种心态,很容易自满于自己已经做到的这些事,觉得由于条件很困难,能生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媒体给予NGO很多的机会和肯定,这些光环,有时候反而弄巧反拙,让一些青年工作者在眩目耀眼的赞美中,迷失自我。

 事实上,我们很少衡量自己做的那些工作,到底对于改进环境污染有多少的社会影响力,有多少实际上的效果?我觉得不给我们自己一个严酷的拷问,恐怕不足以警觉危机,三省自身。尽管我们确实有一点点的进展,但是千万不能自满自傲,一定要戒骄戒躁,团结紧张,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提高对行业的要求。

天津气候谈判,对中国NGO来说,不是机遇,而是挑战
绿问:回到“绿色中国,竞跑未来”这个活动上,你作为总协调人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划?把这么多NGO聚在一起,在一个共同大主题下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卢思骋:天津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二十多年来,在国际间的气候变化议题,国外和国际NGO一直扮演积极推动的作用。这次会议在天津召开,国际社会当然期望中国NGO能积极参与,有所作为。从行业内部来讲,中国NGO自身也希望能够各尽所长,协同合作,有效的、深入的、有战略意识地参与到这个会议当中来,一方面是展示我们自己的工作,二方面是跟国际同行交流学习。

 天津谈判原来并不在联合国的日程上,各国也是在六月份才提出要再多办一场谈判,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的气候大会奠定基础。一直到七月下旬,有关方面才正式公布天津会承办这场额外的谈判。换句话说,中国NGO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其时间之紧迫、其压力之巨大,可想而知,因此,对中国的环保NGO而言,天津会议其实不是机遇,更是一个挑战。

 收到消息后,我就四处推动,希望圈子里的朋友都能参加,积极应对这个挑战。从2003年开始,我就在绿色和平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算是业内比较早开始做气候的人,我也有一种责任感,认为这个时候,我们拿不出东西来是说不过去的,到8月初的时候,我见无人挺身而出,就决定承担协调人的角色。

  我最后下定决心去做,其实是想避免两种局面出现:一个局面就是中国的NGO各自为政、散沙一盘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各自做自己的事,没有形成一股力量。客观上来讲,中国本地组织在巴厘岛上的辉煌亮相,实质上是很虚浮的。这一次气候大会在中国举办,如果中国的NGO也不能拿出任何成果,让国际同行能够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困难,不能有组织地跟大家沟通的话,这个对于以后我们积极参与国际间的公民社会气候变化应对的工作是有负面影响的,人家对我们的信任、给我们的空间及机会,会大大的减少。

  另外一个我想避免的是,因为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组织数以百计,很多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分支机构在中国,不一定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基于对中国的陌生,到时难免可能出于不了解而做出一些表达意见的举措,未必一定客观公正,也许会忽略了中国的一些现实限制,最终引起不必要的一些过激反应。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对于NGO以后在国内参与到气候变化政策的讨论上,可能留下负面影响。

  对中国NGO而言,挑战在于在天津期间,需要寻找一个稳妥的空间,既可以让中国的NGO集体形成一股力量,展示我们的工作,通过这个合作过程,也提升大家团队工作的意识,为日后开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协调国际NGO的参与,确保他们的言行,跟我们在中国NGO日后继续长期参与到气候变化的目标,并行不悖,互不矛盾。

  基于我在绿色和平多年的工作经验,跟不同方面建立起比较好的一些沟通、信任。60多家NGO参与到天津这场国际谈判去,其复杂性是可以想象的。基于我过去的经验,我有信心去把这件事情办好。有关方面知道由我去负责这个协调时,他们十分高兴,知道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绿问:你当初为什么要确定 “绿色中国,竞跑未来”这个主题?现在很多国际记者、著作者都在讲红色的中国并不可怕,假如中国一旦变绿,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世界根本没办法追赶。这个主题取得好,但我个人的感觉这次并没有把这个主题鲜明、完整的表达出来。

 卢思骋:我同意你说的,实际上,用一个不那么生态友好的谚语来说,就是捉到鹿但不懂脱鹿角。中国NGO只是把原来的工作,拼凑起来,稍为整合,但并没有来得及深而掘之,广而推之。主题是抓出了,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展示、升华。

 不过,我们的主题 “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相信在未来三五年间,仍然会是谈论中国环境改进、气候变化应对时,一个很主要的主轴。要不要绿色经济转型,已经不是问题,剩下来要回答的是,我们能跑多快,我们会不会被甩在后面。

  在绿色竞跑时,不能忘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起跑点之不同。发达国家排放了150年,历史责任比我们高,此其一;他们的人均排放还是比我们高很多,此其二;第三个面向,就是经济全球化后带来的不公平,比如说,欧盟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十七点多的减排,因为他们处于“去工业化”的过程,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去,污染和排放都跟着转移了。但是确认了历史的、人均的、全球化的影响的三方面后,我们还得要有一个共同未来的面向,不能说我们有这三个弱势,就不跟人家跑了。

  在国际谈判中,很多时候国家代表是卡在这种你争我夺、寸步不让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中。但是我们提出了共同的地球竞跑,希望把他们的眼球,从当下的这些分歧,转移到未来的共同点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中国跑得越快越好。除了谈判的对峙滞后,我们也应该着眼于,看看国与国之间在气候变化当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带来一种视野的转变吧。我觉得“绿色中国,竞跑未来”这个提法,最有意义的地方可就是在这里。

 

绿问:实际上这次我们站在场外去观察,发现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NGO组织的边会上,大家特别关注中国在低碳方面在做什么,你看WRI、NRDC,包括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每次必然爆满,大家都特别关注中国你在做什么,怎么做,到达哪个地步了,包括其他谈判团的代表也很关注。

 卢思骋:这个我绝对同意,中国是这场全球绿色竞赛中,最让人期待的选手。

绿问:回到这个活动上来,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虽然这次积极亮相外表上看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内部仔细一分析泡沫居多,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评价?

 卢思骋:泡沫这个评价是我给的。这几天,很多国际NGO同行,都对我说中国NGO这次做的很棒,让他们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跟他们过去的一些印象很不一样,觉得我们很专业,也很活跃,场内外做了很多的活动和边会。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过,系列活动到了尾声,我就可以直率的说。我从第一天接手,就强调虽然我们要加倍努力,同舟共济,但是我也清楚知道,这个是有点强我们自己所难的。实际上,我在公开场合是提及过泡沫的:在谈判到了第四天晚上的国际NGO欢迎晚会上,国际NGO一百多人来了,我在致欢迎辞的时候,说到大家看到我们工作很多很活跃,很多朋友认为很棒,我说事实上是困难重重的,表面风光,里面乱脏。

 我说的whipping,就像搅拌蛋白,把空气打进去就会变大变得丰满起来,那不是说原来没有东西的,而是你通过这个努力的过程把它放大了,所以跟“泡沫”还不是一个概念。这次NGO的联合行动,尽管时间紧迫,过程艰巨,各机构存在许多的差异,但我们抱有同一个目标,在差异中团结,克服了我们的分歧,超越了常规的狭隘利益,完成使命。就如我们在开幕的气候长城行动中送给UNFCCC秘书长的印章所刻的:众志成城。

 这种"众志成城"的天津精神,也许是中国NGO这次在天津气候会议上最大的贡献。当我们要求各国抛开成见,克服分歧,共同合作,达成公平、进取、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时,我们也应当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团结,联合推动中国的环境改进和气候应对。

中国NGO行业内部的团队合作意识太薄弱
绿问:你在中国算是以国际机构的身份关注中国环保NGO比较早的一个人,你怎么样评价中国环保NGO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长?

 卢思骋:我从1999年开始在绿色和平工作,是1999—2009年绿色和平的项目总监,今年1月份开始我当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我是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那时候绿色和平刚刚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发布一些关于风能发展的研究报告时,国内的一些同行就很质疑,为什么绿色和平讲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议题?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你们不去关注而去谈好象很远的发达国家才关心的事儿?当然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当年提出质疑的一些朋友,现在也积极参与到气候工作中。

 这五六年来,我自己亲自参与,也从旁观察,中国NGO对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从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到逐步开始有很多NGO代表去参加国际谈判。绿色和平的杨爱伦是四、五年前开始参加谈判,绿色和平的李雁、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昂莉、中国民间气候变化网络的陈冀俍、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费晓静等,也先后于过去几年参与进来。这几位年轻的中国NGO同事,对谈判里面一些技术末端的细节都非常了解,在国际NGO的谈判圈子里面,备受尊重,举足轻重,尤其是爱伦,很有大将之风,经常一两句话,就可左右国际民间社会对中国的观点。这是骄人可喜的。

 而且,不仅仅在谈判会场里面的参与,在社会上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NGO,也把气候变化的关注融合到他们的工作里面来。比如说绿色江河,细水长流地做了许多冰川消融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工作;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做了大量的推动民众从自身做起的低碳生活的尝试;山水在中国西南地区也做了大量的社区层面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乐施会、行动援助也有很多地方点上推动适应的工作;阿拉善生态协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NGO,他们也在很努力地推动中国企业加入到竞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推动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

 

绿问:你对年底的坎昆会议有什么期待?中国NGO假如想继续有所表现,对大会谈判有所推进的话,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卢思骋:首先我不想再去打泡沫。其实我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在天津这么做,但我并不认为坎昆也要重施故技。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些问题,还在于我们NGO自身参与的愿景、能力、经验、投入不足,这是所谓泡沫的根源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我们再搞一百个这样的系列行动,再搞更大的联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大家更扎实地去把基础的工作做深做广,在这样的前提下,联盟网络工作的开展,才能够锦上添花,而非虚张声势。

绿问:这次活动其实只是暂时性的把大家团结起来,假如他们以后想继续成长的话,怎么样在向合作方面加强,如何避免“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这方面你的建议是什么?

 卢思骋:我觉得网络如何组成,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更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大家一直未有机会深入地、认真地、坦诚地拿出来思考过:这就是,在环境问题上,我们NGO都同坐一条船上,作为团队里面的其中一员,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位置,都有自己的专长,有各自的弱点,我们如何能够聚在一起,扬长避短,互补不足,相辅相成,让大家走在一起的时候,真正能够做出比自己一个人做得更多,也就是说:1+1=11的这种概念。这种在行业内部的团队意识,我觉得是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薄弱的。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一个行业内部文化的建立过程。

 至于抢资源啊,划地盘啊,各自为政啊,我觉得非常没有必要。这次天津会议最有意义,给我感触最深的是,由于外在的、时间的压力,由于大家都意识到在家门口了,不能再蜗居泥坑,大家都愿意多走一步。参与的很多NGO,其实付出了很多,但并不是每件工作都显示出来是谁做的、盖上谁的品牌。众志成城,大家在主动的承担,尽管这两个月痛苦难耐,我对环保NGO还是充满希望的。

  只要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把我们聚在一起的话,我们是可以超越组织的这种狭义的利益,回到为什么我们要做环保NGO,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地球共同的利益在后面。这是也基于生态理念的环境运动,对自身应有的最低要求。我想,如果把这个称之为"天津精神"的话,放到我们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上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天津气候谈判后,解振华正面肯定了中国NGO的集体努力
绿问:昨天(10月8日)解振华主任接待了国内外NGO,并对中国NGO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你如何理解这次被接见的意义?

 卢思骋:我觉得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这个很有意义的。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中国NGO如凤毛麟角,在会议当中也未有集体登场。这次的天津会议,是十七年以来,中国承办的另外一次联合国会议,国外NGO踊跃参与,盛况空前。中国NGO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活跃程度也增加了,跟国际接轨的程度也增加了,我们的互相合作也是让国际社群非常赞赏的。

 发改委的解主任在接待中,正面肯定了这次中国NGO的集体努力。他提到"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NGO都开展了很多活动,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提出希望日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能够经常和国内的NGO交换意见,听取建议,特别是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一些监督意见,提出希望他和NGO能经常进行一些对话。

 这个应该是解主任过去以来,比较正面地、甚至是最正面的一次评价NGO的工作。中国代表团以及政府,越来越意识到NGO对于促进共识、克服差异的积极的作用。这次解主任到中国NGO展台转了一圈,拿了材料,跟一些NGO的员工聊了一下,包括他在绿色和平展台前说“我们是同一条战线的,我们都是做气候变化的”,我觉得这些不仅仅是给出一个礼貌性的认可,礼节性的姿态,而是很实在的把问题说到点上了。确实,中国在面对这么多挑战的时候,不仅仅需要政府和企业、也需要跟公民社会一起,三方共同努力,去推动低碳未来的实现。

绿问:你在进阿拉善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之所以进阿拉善因为他们有那么多企业家会员,有那么多优势资源,但过去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把事情给做漂亮。你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困难重重,你觉得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假如他们未来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怎么做才会更好?

 卢思骋:我觉得NGO虽然有十几年的历史,但现在还远不成熟,还在慢慢成长,我觉得基金会也一样。现在基金会总体来讲,像一个堰塞湖一样,就是水头很充足,但是资金老是发不下去,没用到刀刃上去,存在“有人无钱用、有钱无人用”的怪现象。

 其实这跟做决策的人是否透彻了解环保NGO的现实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很多基金会内的人,自己没有做过NGO,不懂得NGO的甜酸苦辣。有两种渠道可以让自己成长,一种是往外看,在国外这件事怎么样?但它也存在局限,就是你把一些最好的东西平移过来,没有经过消化,泊来之物,生不了根。另外一种方法,是从行业内部,点滴学习,虚心的、真诚的、放下算计的去了解大家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然后反思检讨,再定策略。我觉得中国的基金会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的。

  应该说,SEE基金会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并非它独有的,他的迟滞,他的困惑,他的进退维谷、把持不定,说实话,也是反映了整个基金会行业的问题,铭刻着时代的铬印。这种成长的痛苦,也是NGO所经历、所面临的,正常得很。

  还是回到这次“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行动,众志成城,我现在管它叫“天津精神”吧。我们活动的标志是一个地球上长满了形态各异的树,每个组织、每个行动者,其实都是一棵树,都长得不一样,千娇百媚,百花齐放,争艳斗丽,可是,我们这些树,集合起来,就成为一片林子,我想,我们既要看到树,也要看到森林。没有树,就成不了森林;但只有集体,没有个性,也是很恐怖的。我想这种众志成城、在差异中团结、在多样化的基础上面共同合作的精神,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行动者、企业家、基金会、NGO仍需努力学习,践而履之的功课。

          (腾讯绿色独家采访,如需转载,请联系苏苏,并请注明出处
   编后语
  解振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中国主管气候变化的最高官员):中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行动。在此过程中,我们希望NGO能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社会、百姓、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能够经常和国内的NGO交换意见,听听意见和建议,反映一些问题,特别是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一些监督意见,也希望能经常进行一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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