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极大。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异族入侵时,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坚持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缘由，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换言之，即“民族主义救中国”。
（1）按照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日军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明显推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抗战之前江浙等沿海地区一度成型的现代金融信贷体系，也在战争爆发之后近乎被摧毁殆尽。战后，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
（2）战争对资源调配的高效率的客观需求将当时的执政者国民政府迅速推向了独裁。战前一度相对宽松的民主环境，在战后始终难以回复。
（3）抗战将中国刺激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民族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一种路径，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但在学术层面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更遑论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推广给全国民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才出现彻底扭转，“中华民族”终于成为全民共同认可的精神坐标。这一精神坐标，迄今仍是构成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