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2月1日 ，正是农历大年初五，广州风和日丽，到处都是浓重的节日气氛，我与家人漫步在繁华的北京路上，难得如此放松。

 

　　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接到总编辑江艺平的电话，告诉我有紧急采访任务。但是，所谓的“紧急采访任务”，江艺平的描述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事实——山西朔州市发生大规模假酒中毒事件，很多人死亡。

 

　　由于《南方周末》记者大都是内地人，很多同事已回老家过年，我是少数留守总部的记者之一。因此，报社决定派我与摄影记者方迎忠前往朔州。

 

副部长提供一份通稿，记者一看，内容全是假的，当场撕了通稿

 

　　朔州在哪里？这是一个让我完全陌生的地理概念，我们能够想到的目标只有太原。在我回家取行李的途中，方迎忠打来电话，我们的运气好极了，晚上 8 点多钟还有飞往太原的航班。

 

　　与方迎忠见面后才知道，新闻线索是他的哥们、《人民摄影报》驻太原的记者提供的——当年，摄影报的几个朋友一再强调，必须为他们保密，一旦山西省有关方面知道是他们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消息，后果可能难以想象。

 

　　飞机到达太原已经 10 点多了，我们没有更加具体的消息，决定当晚住下来，打听一下情况，次日再赶去朔州。

 

　　这时，陆续有前方的情报传递回来，原来，《人民摄影报》的一个记者（名字早已忘记了）已经去了朔州，此刻正在驾车赶回太原的路上。 从他时断时续的电话中，我们感到这一突发事件的后果比事前的预计要严重得多。

 

　　零时多， 这位同行回到太原。他告诉我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媒体的记者都在朔州， 山西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朔州坐镇，不管是中央还是本省媒体，未经宣传部门允许，一律不准报道。就在他离开朔州的当天下午，中央有关新闻媒体记者再次要求报道此事，这位副部长提供了一份通稿，记者一看，内容全是假的，便当场撕了通稿，并且警告说：“如果你们不提供真实情况，我们自己去调查！”

 

　　鉴于上述情况，新闻封锁可能很快就会瓦解，而且，这么大的事件，最终也无法隐瞒。我们当机立断，连夜赶赴朔州！包括刚回到太原的《人民摄影报》记者，他们派出两辆昌河面包车，在风雪交加的黑夜，艰难地驶向位于太原以北 200 多公里的朔州市。

 

　　这一路的艰险，非身临其境，实在难以言传。首先是路况极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行驶在连续的“ S ”型山路上，路面结冰，两边没有任何防护设施，面包车只能以 30 公里 的时速缓慢行进。我在车上开玩笑说，要是掉到下面的山沟里，估计要比喝假酒痛快得多。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刚从朔州回来的那位同行，头一天本来就没怎么睡觉，用 6 个小时赶回太原已是疲惫不堪，却又马不停蹄再次驱车前往朔州，我们非常担心他中途睡着而出事。

 

　　很困，但我们都不敢睡觉。方迎忠本来就是一个搞笑的高手，只要他回到办公室，一向冷清的办公室就会突然变成临时剧场。这一路，方迎忠天南海北，一个接一个段子，荤素搭配，还不时拍一下司机的肩膀和脑袋，生怕他睡着了。

 

　　即便如此，在长达 6 个小时的行使过程中，开车的摄影报同行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神志恍惚中，下意识地一脚踩死刹车，面包车几次突然打滑横在路上，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睡意全无！

 

拉开车门，发现路边有一堆尚未燃烧完的纸钱

 

　　2 月 2 日 清晨 6 点，天刚蒙蒙亮，我们赶到朔州郊区的南街村。

 

　　这一路，我一边打盹，一边思考，这种没头没脑的采访，到了朔州后，我们该去找谁呢？

 

　　两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拉开车门，发现路边有一堆尚未燃烧完的纸钱，冒着缕缕青烟。原来，摄影报的同行事前已经打听到，这里有一位姓梁的村民喝假酒中毒死亡，定于 2 号早上出殡。

 

　　不远处，一个妇女站在那里，她告诉我们，死者的棺材刚刚被拉去坟地。容不得多说，我们一把将她拽到车上：“我们是记者，麻烦你给我们带个路。”

 

　　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开了十几分钟，来到一片远离村庄的荒野，老远就看到一群人穿着孝服，梁卓武的灵柩已被放进了墓穴，正在填土。哭声很凄凉，几个农民面无表情地吹着哭丧号。

 

　　顾不上礼貌， 人家边哭边埋葬死去的亲人，我们就站在墓穴边上采访死者家属，方迎忠赶紧拿出相机拍照。

 

　　那是我终生无法忘却的记忆——荒原上，枯草遍地，满目萧杀，凛冽的寒风呼呼作响，气温降到 零下 20 摄氏度 以上，雪花打在脸上，开始还能感到刺疼，后来就麻木了。而我的两只手很快开始不听使唤，放在嘴上吹一吹，才能勉强写上几个字。

 

　　我从来没有到过如此寒冷的地方，家里也没有棉衣，唯一的一件较厚的衣服，最多也不过能在零下 5 度的环境下坚持一阵子，可这里是零下 20 多度啊，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实在冻极了，我就回到车上，从包里翻出一双厚袜子穿上，再次下车采访。

 

铁门内外，均有大批警察把守，将排着长队等候探视亲人的群众堵在外面

 

　　上午 10 点，我们结束了在野外的采访，决定赶往当地医院，大量的中毒者都被集中在那里抢救。

 

　　我们把车悄悄地停在一边，只见 医院的大铁门紧闭，上面贴着朔州市平鲁区公安分局的通知：探视病人凭证进入。铁门内外，均有大批警察把守，将排着长队等候探视亲人的群众堵在外面，一部分人手持纸条从旁边的小门进入医院。

 

　　我把衣领卷起来，缩着脖子，与那些堵在门口等待进去探视的农民挤在一起，就在警察一不留神之际，我混了进去。医院内的气氛更恐怖，到处都是东张西望的警察。我突然浑身发抖，无法控制，便躲到楼梯后面，许久方恢复过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全仗着年轻气盛，一夜未睡，此时已是上午 10 点，没有吃任何东西，竟然还能够孤身进入新闻封锁的核心地带秘密采访！

 

　　我假装成探视者，溜进了病房。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忙得不亦乐乎，没有人注意我。我把一支笔揣在袖筒里，医生、护士不在时，就向家属打探情况，然后就地取材，把死者姓名、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记在药盒上，其他的就只有靠脑子记录。很快，病房内的家属看出我是记者，一位 20 多岁的男子低声问我：“你是记者？”我点点头，并示意他跟我出来。

 

　　我们下到一楼，从楼梯 后面的一个小门溜出去，他指着不远处的几间房子说：“那里就是放死人（太平间）的地方，这几天死了很多人，有几十个，有的放在那里，有的被拉回去埋了。”

 

　　这位年轻人 很机警， 我向他出示证件，并且告诉他，由于新闻封锁，采访很不方便。他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让他到各楼层察看一遍，再将情况告诉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像特务接头一样，又在后门外的雪地上会合。根据他的侦查和掩护，我把四个楼层的病房摸了个遍，基本掌握了中毒住院者和死亡人数以及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

 

　　将近 12 点，我离开医院， 远远地看见方迎忠在门口探头张望。见我出来，他大喜过望，带我一路小跑，来到几百米外的一个小馆子，喝了一碗羊肉汤，权且充饥。

 

　　待我们一行再次来到医院门口时，漫天大雪，守门的警察耐不住寒冷，全都躲到屋里去了。趁此机会，我带着方迎忠和摄影报同行，无所顾忌地闯了进去，在几个重要的病房内拍下大量的照片后迅速离开。我们决定，在大雪尚未完全封路之前，赶回太原，否则，将可能被困朔州。当晚 9 时许，我们安全回到太原，而那些坐镇朔州指挥的官僚门对此浑然不觉。

 

　　凌晨 4 点，完成了将近 4000 字的手写稿件，倒头大睡。当天下午 5 点，我们回到广州， 2 月 5 日 （报纸上注明的日期为 2 月 6 日 ），星期四，《南方周末》在一版头条刊登了《朔州毒酒惨案直击》的报道；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起恶性事件，新华社同时发出通稿； 2 月 6 日 ，各大党报一版头条发表新华社的报道：《江泽民总书记关心朔州假酒中毒群众》。《南方日报》在发表新华社通稿的同时，以《朔州假酒惨案直击》的标题和本报记者的名义，在一版加“编者按”刊登了《南方周末》提前一天发表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事后，全国记协主办的《中华新闻报》作了一个小型调查，新闻界同行均认为，这是一个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冲破新闻封锁的经典报道，不仅报道及时，而且事实准确，记者秘密采访得到的材料，与新华社公开披露的情况完全一致。

 

　　当年制造和贩卖有毒假酒的 10 名犯罪分子，有 6 人被处以死刑，包括工商管理机关在内的有关国家职能部门的一批失职人员也分别受到了党政纪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