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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和问责力度之余，人们也意识到，欲使问责“风暴”得以延续，制度建构将是不二法门。
一、问什么事的责？及早建立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方可使地方国家机关也能领会温总理打造“责任政府”的深意，进而在各地都达致“有责必问”。
二、问哪个官员的责？首先，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 其次，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该问谁的责。
三、由谁来问责？根据越权无效的制度原理，问责机关须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
四、以什么程序问责？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一年来的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除喻其严厉、果敢之外，恐怕还在一个侧面说明，问责在程序设置上尚需完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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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引咎辞职后的去向问题，确实关系到这项制度能否真正起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其他人的实际效果问题。把对一些官员腐败现象的愤慨泛化到每个犯错误的干部身上，搞赶尽杀绝，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首先：建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旨在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行使职权的监督制约，实现“为政平庸者下，决策失误者下，影响恶劣者下，群众不满意者下”的良性运行机制。适用范围是领导干部存在严重过失或不当行为，但尚未触犯刑律。
其次，一个人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我们怎样运用制度督促防微杜渐，少犯或不犯错误。作为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当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对其处罚的力度应与错误性质、程度等相对应。不分情节轻重，一刀切地对引咎辞职者搞“永不录用”，终结政治生命，，在政治上是幼稚的。
第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罚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中央制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重新担任或者提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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