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大时代的记录者

吴印咸,一位以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时代的艺术家,作为世纪的同龄人,他所留下的光影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他的名字与他的作品刻入人们的记忆,也载入中国摄影史。吴印咸以对人生、对艺术的执着和热忱,创作出大量饱含时代精神的摄影作品,体现出老一辈摄影家艺为人生、赤诚奉献的真挚艺术情怀。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和电影摄影师,吴印咸当之无愧是中国摄影领域的奠基人。本组图片由腾讯图片和中国摄影出版社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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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16年,考入淮阴江苏省立第四工厂,一面做织布工人,一面学文化。1920年,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用省吃俭用积攒的三块银元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

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二、三十年代吴印咸从事摄影活动的初期,他所拍摄的作品十分注重形式和光影技巧。但年轻的吴印咸怀有对旧中国现实的深刻不满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厚同情,将镜头更多地对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4岁。

吴印咸的摄影人生
文/张益福

吴印咸1900 年生于江苏沭阳,青年时期就读于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过正规的基础绘画训练。他在美专学习的时候,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从旧货市场上买回一台老式方匣子照相机,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摄影技术。

1922 年他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后,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面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许多如《晓市》等反映苏北农村小镇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的照片。他拍摄的《田螺》,画面构图与影调构成尤为考究,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吴印咸在青年时代的摄影创作,更多地把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拍摄了《饥寒交迫》、《纤夫》、《负重》等作品,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的同情。

1927 年,吴印咸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在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并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他拍摄的灯光人像及其他摄影作品在艺术造型方面很有特色,使吴印咸享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此后,吴印咸又受邀参与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拍摄,在作为图片摄影艺术家的同时,也成为知名电影摄影师。

1938 年夏,当时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拍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袁牧之一同奔赴延安!他们到达延安后,立即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简称“延安电影团”),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来任电影团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重任。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吴印咸在华北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片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1945 年初,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使学员们学会了拍摄与制作摄影图片。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在那里先后举办了四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讲授电影摄影技术与电影制作的基本知识,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前线战场工作,成为摄影报道的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20 世纪50 年代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般,用亲身经历,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同学们描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谈到,在延安拍电影时,器材之匮乏、条件之不足难以想象。不仅底片不够用,而且更难的是没有印片机,没有电,何从印制电影拷贝?但是,困难吓不倒电影团的同志们。他们把“埃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卸下来,将已显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紧紧叠在一起装在里面,让它们一起通过摄影机的片门,利用日光进行接触印相,硬是把拷贝印制了出来。

在当时,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难。延安没有电,怎么放大照片?他们筑起一间像岗亭那样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留个小洞,在那儿安装了一架带延伸皮腔的旧照相机,权作放大机。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机取景磨砂玻璃处,镜头朝向放大纸。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随时通报阳光之强弱变化,借助小洞透射进来的日光,透过照相机镜头使相纸感光,制作出宣传用的照片。摄影系的学生听了吴印咸讲述的这些传奇般的故事,受到极为生动、极有说服力的教育,对于他们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继承了他们的恩师吴印咸的精神,毕业后对我国的摄影事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印咸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其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同学们极其负责。他极为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加强教学效果。为了说明不同的光线和气候对摄影造型的影响,他不辞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针对同一场景用顺光、侧光、逆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早晨、正午、黄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条件拍摄制作了一系列组照,向同学们讲解;在人像摄影课程中,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被摄者造型的影响,他亲自在灯光室拍摄了一套套成组的照片,仔细向同学们讲解……他的敬业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同学们由衷的尊敬。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论”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使学生加深对该著名画论中提及的“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含义的理解;他还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阐述人像摄影要达至“形神兼备”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绘和只抓神态表现的片面性,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这是很有远见并十分负责任的主张。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无疑,这些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对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赢得广泛的尊敬和崇高的声望,荣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改为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等职,还是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北京电影学院“荣誉教授”,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荣衔,世界摄影理事会颁发给他“名誉会员”称号,并在1988年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授予的“功勋证书”。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唯有吴印咸。吴印咸是获得大家公认的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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