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会 社会大学

大学社会化,即社会全面入侵大学,使大学所应有之意逐步消逝。摄影师杨文彬的《大学社会》关注点不仅仅涉及应试教育,更有社会文化对所谓象牙塔似的大学的渗透,他让微信截图、现场录音,甚至由此引发的行为等都成为了叙事媒介,拍摄范围基本是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中心的同等水平的驻京高校,被摄者都处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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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彬

杨文彬,摄影师,1996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宁,2018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摄影系,现常驻北京。主要作品有《大盛世》、《大学社会》等。


《大盛世》是针对集群式消费场域在中国当代社会扩张现状的拍摄项目。自2014年万达广场在三线城市的开业现场出发,以游走式的工作方式,截取被消费主义的灯光照亮的人群和景观。


《大学社会》从微观权力的组织形式切入,综合形式表现了中国大学内以学生会为代表的学生组织群像。计划2018年完成。


在杨文彬目前的实践中,《大学社会》曾获2017年映·纪实影像奖摄影师大奖;《大盛世》曾获第五届丽水摄影节新人资助奖,并参展PSA青策计划;曾入围第八届三影堂摄影奖;2016年受网易委托创作《欢愉之镜》展览于连州摄影年展,并获得2017年Abigail Cohen纪实摄影基金奖提名。作品可见于《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摄影家》、网易看客、China File、Sixth tone等媒体杂志。


摄影师谈“大学社会化”:对人情社会的想象
文/杨文彬

(问=在线影展 答=摄影师杨文彬)

问:你是怎么看待你的作品里那些施加权力主体的人(如学生干部)与被施加的人(如学生干事)之间的关系呢?

答:本应该是学生和学生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像那位学生会退休部长说的,“学生会有学生会的章法”,当新生作为干事进入到这个组织时,便需要按照这种“章法”来参与学生组织的生产工作,而这个所谓的“章法”本身是流动的、不确定的、潜在的,因而也不是合乎程序的。

问:你认为这种权力是谁赋予的,产生的源头又在哪里?

答:我们目前看待学生组织,尤其是在学生群体中具有管理服务性质的学生组织(比如学生会),必须要把它分为学生组织之于学生的普遍权力和组织内部的微观权力:

从外部来看,学生会应该是“学生自治的群众自治组织”,但目前显而易见,其权力并不来源于“群众”,学生的个体权利与这一组织集体的权力没有任何直接的让渡关系,其管理、参与校园事务的权力更多来自于学校行政层。

组织内部一定会存在微观的权力关系,其本应是来自组织内部的章程,但目前来看,学生组织内部的微观权力关系更多的是他们一直以来对人情社会的想象,这种想象和新生来到新环境之后无处安放的欲望被利用被修改,进而生成了不正常的权力关系。

问:在你心中,最恰当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最恰当的上下级关系(学生组织中)、最恰当的平级关系(学生组织中)分别是什么?

答:我希望回归到何为大学精神的语境回答这个问题,不然总有一种规划乌托邦的感觉。

在大学的精神里,无论是组织内外,无论是个人集体,都不应该迎合社会中所谓“成熟”的“正常关系”——那些往往是出于“实用”和事务主义的短视所产生的。大学不是大专,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来到大学里的人应该是上下求索,进而学生和学生组织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无论上下级还是平级),职务地位只是出于个人能力而设置的功能身份,而不是互相对抗、施压的沟壑;个人不会为了某个集体的荣誉,在怂恿下愿意果断献身、牺牲——这些行为背后都是在维护某种现行的“存在即合理”的法则,缺少大学本应有的被视作“轴”的追问、反思。

问:在你看来,你的同学努力向成人世界的生活规范靠拢的行为是自发的还是无意识的呢?

答:从行为上来判断,自觉的成分多一点,比如穿上西装、模仿领导训斥下属、活动结束后各部门轮番敬酒······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做这些行为。但是背后隐藏的观念和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可能他们没有意识得到,穿西装背后有一种阶级霸权的象征,领导训斥下属会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而形式往往会影响内容,他们的自觉行为也会引起意识上的转变。

问:你会刻意地远离这些规范吗?会无意识地被卷入这些规范中吗?

答: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这个时代的劣根性同样我也能在我身上发现——从小就开始被灌输的,养成的无意识的一部分。倘若一个人毫无抵抗地接触它们,肯定会在怂恿中找到自己在集体里的激情发泄处,从而无意识地被卷入这些“规范”,在这些“规范”里,实用的利益关系占据首要的地位。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那些在这些“规范”中的人,在深夜里可能也会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一直在刻意地远离着,从军训中的群情激愤时离开就开始远离了。现在看来,至少没有做“丢人”的事情。

问:拍摄过程顺利吗?拍摄时你对拍摄对象的审示和思考是否更多地倒向对立的一面吗?会试图跟拍摄对象建立某种友善的关系,以期后续更便利的拍摄吗?

答:拍摄过程整体上是顺利的,但是对方不合乎程序的地方(比如某位学生会主席无权限制我的拍摄),我也会试图发生碰撞,这些碰撞在我的作品中也会有体现。

我不认为学生组织有对立的一面,因为学生组织因其没有思想,所以很难有看待世界的观点或者立场,而这个坐标找不到的话,对立的地方在哪呢?如果有立场的话,那这些立场我见到的比较多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组织的利益,而对于大学生组织而言,“出于组织的利益去设定自己立场”我个人是不认同的,学生组织不是企业或者利益团体。

我会把我在做什么事情、我要拍摄的内容跟对方讲清楚,对方一般是这个组织的学生领导、指导老师或者管理宣传的工作人员,在征得单位场合的同意之后,我就可以进去拍摄。

问:你认为你的作品是严格的纪实摄影作品吗?你曾说过观点想法或许比所见的表象更真实,那么当你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拍摄时,又是否觉得这有悖于纪实摄影最初的理念?

答:纪实摄影一直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影响我。我生活在大学里,面对这个题材,对周遭正在发生的荒诞有自己的看法观点没有问题,而作为一个摄影师,努力去触及我个人在当下时代中的生命体验,并试图反思、超越它,也是我的摄影一直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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