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之后的阮义忠

过去十五年,中国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甚至好几位大陆摄影家以“摄影教父”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阮义忠说道。本组图片由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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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1950年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摄影家,摄影评论家,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

四十年来先后出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四季》以及《告别二十世纪》等十本摄影集,并于世界多国举办个展。作品为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尼普斯摄影博物馆、水之堡摄影艺廊、英国维多利亚暨亚伯美术馆、台北美术馆、澳门艺术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典藏。

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被视为华人世界摄影启蒙书。创办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被誉为最具人文精神的摄影刊物之一。1988年开始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任教,2014年以教授资格退休。2005年起担任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2007年获颁台湾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人文奖。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选为年度全球华人五十位魅力人物之一。2013年获颁第一届全球华人传媒大奖“摄影文化贡献奖”。

我的摄影主题,我的成长背景
文/阮义忠

摄影之前的我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十三年前,当我第一次透过照相机的观景窗看世界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回避、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令我惊慌失措的处境。

照相机的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特性,和我以前最擅长的抽象美术创作表现手法完全相违,和我以前所关心的空间秩序完全相逆,和我以前所追求的美感经验完全背道而驰。

我所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井,发现不到结构上的秩序和想象上的趣味,感到一股莫大的无能,产生一股极大的羞愧。我还记得,自己在台北市万华一带逛了整个下午,每当举起相机便面红耳赤、冷汗涔涔。

在当时,我还不明白,那架由杂志社配备给我的照相机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却已经知道,是那一架相机点醒了我……在这之前,我所有的文字与美术创作从来就不曾自生活中取材;一直是在自己的观念思考与别人的思考结果中寻找艺术表现的灵感。那架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的照相机,逼使我正视人、强制我面对土地,因为照相机是要面对面才有办法曝光、显影,才能感受及表现的工具啊!

在我开始搞摄影之前,我就曾经以完全抽象的线条插图,在台湾艺文界活跃过一阵子,写过一些美学思考类的文章,并以笔谈方式访问过不少旅居海外著名华人画家。失礼地说,那时的我可真是红极一时。我最记得,当别人知道我这匹文坛黑马只不过是高中刚毕业的十九岁小伙子,那种大大吃惊的表情。

冷静回想,为什么当时的文坛会那么任我恣意纵横?为什么以一个出生在乡下、从小就干农业劳动的我,会变得那么“前卫”与“现代”?这里头,我想,便存在着大问题——台湾文化气候的形成有毛病,我的成长过程也出了大错——这两个问题造就了当时的“Q.Q”(我画插图的笔名)。

我的童年,除了在学校上课,大半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一亩菜园。从我走得动路,提得起东西的年岁开始,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他们的劳动现场去。稍大,我得帮忙推满载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下来就得割菜、锄地,接替兄长的劳动了。我们家的七兄弟两姐妹,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

事实上,我的父亲并不耕地。他是个小镇的木匠,因为节俭成性,舍不得把先人留下来的那块河川旁的砾石地闲置,就让他所有孩子的童年都在这块贫瘠的田地里受尽折磨。

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当近旁的河水决堤,地表上的泥土就会被冲失;于是,我们就必须把砾石挑掉,再往下深掘,好让地下的泥土翻到表面来,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就让我们痛苦不堪。我曾在烈日当头中暑晕倒,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被道道由头顶阴沉天空划过的闪电吓得大哭……

我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深深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也曾抡起锄头,狠狠地朝菜园旁的由加利树砍打,咒诅那片贫瘠的土地——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砂砾!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我在田地里的劳动经验,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的那年为止。在这个时期,我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生命中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着它走了很长而且是错误的一段路。

我于是有强烈的反叛倾向。由于所有课余时间都必须下田,逃课便成了我唯一能享受个人时间的方法。初二那年,我因旷课太多被勒令退学,跟着父亲和大哥学了半年之久的木匠功夫,差一点就要以这个手艺度过一生。还好,在外地谋职的叔叔于返乡时看到学木工的我,带我到他任职的冬山乡重新就学。

之后,我逃过家,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受了骗之后,又厚着脸皮回到家里。那时我已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一点也挣脱不了被沉重劳动紧紧捆绑的宿命。于是,我改变方式与痛恨的身份拼斗。

由于冬山乡离老家有一个半钟头的车程,我每天都必须以火车通学。那时候,我是这所偏僻初级中学里唯一的外地学生。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个粗贱的小农夫。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于很有体面的家庭,谈吐也自然要比当地孩子有”深度”才行。在这种伪装的努力下,我必须随时去看一点书,才好有材料对同学们高谈阔论。

于是,我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与兴趣。我的读书是由一些流行的文艺女作家作品开始,慢慢连翻译的世界名著也念得进去了;最后,就连生硬的哲学书籍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就这样,我一日又一日地在自己那小小的方寸上,建立起“我是有知识、有深度的现代人”的心态与身段来。

当时的我,只有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才能逃避无法面对的现实,也才能忍受回家后面对沉重锄头和贫瘠土地的痛苦。从初三到高三的四年间,我几乎把上课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偷看闲杂书刊。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把从小就有的一点美术天分,发展成与我反叛心理有密切关联的绘画倾向。我画的是最前卫的抽像画——一个全然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

啊,那时的我,已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沾有汗水臭味的东西都是卑琐、可耻的。我相信自己本来就该追求精神方面的事物,发挥想象的潜力,钻研观念思索……只有这一切,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对那时的我来说,人已经活得够苦了,何必再在文学艺术上挖掘令人不快的事情呢?

回想起来,我并不是完全因为性格与理念而一步步走上这条路的。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环境与气候,让少年时代的我产生极大信心,觉得自己简直和当时引领风骚的文学艺术潮流同步!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刚被引进,法国的“新小说”陆续被翻译,有些欧美的“观念艺术”也在岛内拉开序幕。前卫的敲打乐曲在台北叮叮咚咚的响起,而艰涩无比的现代诗竟也能在文学青年的口中互相引述……而所有的这些文字、曲调、图像是一点也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与泥土味的——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梦土?

我把这些舶来品、西方现代主义理解成对传统的最大反叛。“新小说”中的人物与“新剧本”里的角色,不一个个都是鄙视过去、敌视社会、对别人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兴趣?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世界里,似乎以这种态度生活,才意味着发挥最大的自由。唯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倘若与别人有所相干,无异是糟蹋了自己!

我就是在这种“现代”风气下,做过一场很久的噩梦。如今,我何其有幸能醒了过来。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觉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

在摄影的路上

我所拥有的第一架相机是专业化的单眼机子;在光圈、速度的曝光值设定方面,只需花上半个钟头去了解,就可进入状况。况且还有准确曝光表可供参考;如果不需抢镜头,只要慢慢调弄,拍出在技术上没有差错的照片,是一点也难不倒我的。然而,这架性能优异的照相机,在我刚踏入摄影之路时,竟带给我无比的煎熬。

由于镜头光圈很大,反光棱镜又是那么透亮,从观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肉眼目视明晰得多。所面对的一切,一下就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来了,令我一点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浏览、逃离发生在周遭的事情。

单眼相机在调焦时会显示对象的景深,让你看到一个人的轮廓由模糊到清楚。这样的过程,简直就像是在探讨此人的意义。如果这个人对我没有意义,我就没有理由把焦距定在他身上;我这么困惑地想着。

照相机开始令我质问自己——到底,你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个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张脸孔?在万华的巷弄里,到底应该拍观光客围着卖药郎中看表演,还是拍躺在地上的乞丐?这些质问的关键终究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只有当发生了意义,才会自然而然地明白如何构图、把焦点对在哪里、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但是,当此人和他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个相机在大街小巷里乱晃。

说实在,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并不是我对观景窗内看到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我又重新看到自己成长过程所孕育的怨恨。透过相机,我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无法在我怨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创作题材,去发现值得肯定的意义呀!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现实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自己的怨恨情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纠结。也许是因为那么没信心、那么虚弱,所以我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我的人——看起来就能感觉到和蔼可亲的一些脸孔。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慢慢地,我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良善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土地中学到的。我的镜头开始不知不觉地为这些东西所吸引;但我怎么也无法将农村、土地、稻田和劳动的人们拍成沙龙式的异国情调或田园风光;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太熟悉了!透过观景窗,我的童年、我的艰苦岁月、我的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

我就是这么一天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透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中醒过来。有些冰封的东西开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经验。 

十三年就这么过去了。回顾来时路,摄影工作等于是我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检讨。那只是自私的行为;我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表达出了令我重生的这分高贵情操,展现了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这片沉默而宽容的土地。

这段期间正是台湾农村急速变迁的阶段,被渔农业养肥的工业突飞猛进,却在农村留下一大堆问题:农产品价格低落、人口外流、农药对土地与作物的污染、运销中间商的剥削、稻作休耕与鼓励转作措施的短视……这一切都使乡下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

今天,人们似乎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完全相信土地会带来希望。他们竟也开始感觉到土地是个包袱,意识到大地在一日日的败坏中死去——被现代工业的公害所污染,被过量施用的农药所毒伤。他们的土地一天天在改变,他们令人感动的气质也一天天在消失;人与土地的关系,再也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我十三年来的作品里。我的照片是人与土地亲密关系的一些痕迹。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经验倾吐出来,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找寻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也许,人与土地必须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才会有希望……

今后的我

我也很清楚,十三年的摄影认知,并不表示我就此有了现代化恶疾的免疫力,只要我永远在自己的创作路上走对了方向,我就不会再感到虚弱。

事实上,在这十多年当中,我就曾经遭遇到拍不下任何照片的创作低潮。如今想来,那股低潮比我以前走错路子的苦闷要大得多。在那个低潮期,我感觉到,那曾经令我重燃希望的生活经验,一天天从身上消失。我对外在世界的热情一日日冷却。那时候,我不只是觉得在走错路,还感受到自己一分一寸的死去!

说来荒谬,那阵子是我电视工作最顺利,收入最好的阶段。成功的假象,竟比错误的成长过程对灵魂更具杀伤力。现代社会处处充满这样的陷阱,一旦跨入,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规范——而这一切,都是在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下形成的。利润、而且只有利润能判定某项决策是否正确,某人是天才还是白痴、英雄还是懦夫,什么事必须关心、什么事不值一顾……

我曾在追求电视节目收视率、追求辉煌成就时掉入过那个商业陷阱。回想起来,或许正因为我曾有过那段成长的煎熬,曾经那么贴近过人与土地,才使我有力气反省和质疑,才逐渐意识到,成功其实是陷阱。在那段深沉的低潮里,我竟然无法拍照;我知道,唯有使出深层的力量,才能从那可怕的低潮中挣脱出来,才走得下去。

那段低潮使我确认,在现代化的社会走向上,人实在太容易迷失方向了。今后,我的要命考验还会来临,我的摄影路子还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陷阱;只有小心翼翼才走得下去。今后的我,恐怕不能只去肯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因为,透过个人的肯定,无法在时代走向的激流下看到任何倒影。我必须在现今的社会走向中设法找寻它的病因、诊断它的病情、揭露它的本质。唯有如此,才能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真正受到肯定。

《人与土地》是我本着个人的生活背景、个人的时间条件、个人的能力,去对台湾曾经有过的面貌所做的肯定。今后,我打算用另一种方式从事创作。在目前的环境下,拍出现代化可能尝到的苦果,让我们未来终将面对的废墟,在作品中提前警告性地到来。其实,有些征兆已经显露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警觉到而已。我想:用照相机去找这些冰山的一角,正是我今后的创作方向。唉!我彷佛已经看到一群疲惫的人掉到一片不毛大地的破碎裂缝中,无法翻身而出的命运了……

——写于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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