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祥杰: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

彭祥杰试图通过深浅不同的黑白影像色阶,寻找一个私密的空间场域,描绘和表达正在逐渐变化和消失的一种世界。他在影像中为拍摄对象构建了一个舞台,让他们看上去饶有兴致地炫耀和表达自己的面貌。他说,“从06年,到今天,到处走,到处观看,我拍了一些小的专题,像《小人国》、《双胞胎》,还有正在拍的《COSPLAY》,都是一个线索,一种方法。我觉得这些小的专题,和我之前的《流浪大篷》仍然是连贯的,它们都是边缘的、亚文化的东西。”本文由谷雨计划支持。谷雨计划致力于耕耘中国故事,支持中国非虚构作品创作与传播,由腾讯网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陈一丹基金会发起。谷雨计划微信公众号:Guyu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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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祥杰1961年生于陕西西安,1991年接触摄影并开始拍摄陕西乡村生活景观和死亡仪式,1993年在中国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任职摄影工作。

个展:2015年,双胞胎,第六届大理国际影会,大理;2014年,Outsider 局外人,成都影像艺术中心,成都;2013年,小人国,第五届大理国际影会,大理;2012年,流浪的信仰,谷仓当代影像馆,兰州;2011年,三教九流,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大理。

群展:2015年《中国摄影:二十世纪以来》,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北京;《中国当代摄影收藏展》,cipa希帕画廊 ,北京;《颗粒到像素—摄影在中国》,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上海;《首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长江当代美术馆,重庆。

出版:1999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关中影像·教友》摄影集;2006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国摄影家丛书《彭祥杰》摄影集。

彭祥杰:再也没人给你打两个小时电话聊摄影了
文/尤文虎

他们关心的是陕北的一棵树、雪地里的一件红衣服这些,我感兴趣的是婚丧嫁娶,很多生活化的东西。

谷雨:我听说前一段有人说你爱“哭穷”,现在还哭吗?

彭祥杰:(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微博里有一个人,叫什么“摄影部主任”,我觉得他很搞笑,但是他肯定多少了解这个摄影界,我自己的微信、微博都转了。

对我来说“哭穷”这个事儿不仅存在过,到现在依然存在。当然我说的“哭穷”主要指的是我自己和一大批像我一样的中国纪实摄影师的生存状态。我们今天即使有作品出售,包括一些收藏家、国外的机构美术馆开始关注中国的纪实摄影,但我们这些作品的价格,跟一些当代艺术家他们比起来,连个零头都比不上。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几千块钱,万把块钱一张,很高了。但我拍摄成本加上胶卷、相纸这些,如果不去上班、不去想别的办法去挣钱贴补的话,那摄影这个事儿根本就没法维持下去。

谷雨:说起“哭穷”其实是个引子,我对你比较感兴趣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从对摄影完全不了解到现在进入到半职业化状态的这个经历中,你的思想和对摄影的理解,一定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变化。

彭祥杰:刚开始我的确是不了解,根本无法想象将来有一天我自己的作品还能卖钱。1981年我参加工作,在“西飞”(西安飞机制造厂)当工人,1988年,通过我们工厂里一个师傅的关系我买了一台尼康相机,可买回来都不知道拍什么,1989年我女儿出生,就拿着相机拍她,当时胶卷都不会冲洗,看着书现学,我一开始拍的就是我女儿的照片。这时候我只是愿意去看别人的摄影作品,还不知道去创作些什么。包括到后来八十年代末,很多事情发生,我跟着关心中国的未来,而不知道照相,现在特别后悔,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有相机,有胶卷,却不知道拍下来。

谷雨:那你自己的摄影“创作”意识是从哪里启蒙的?

彭祥杰:一开始还是看报纸和杂志,关心个月赛什么的这些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能拍嘛。但后来看到侯登科、胡武功他们“陕西群体”这些人的作品,就觉得非常震撼,跟我看到的电影,读到的文学是一样的。这种关心人的摄影让我很来劲,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1990年,我们厂有个“神箭”摄影协会,组织会员去陕北创作,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延安、绥德、榆林这些地方,拍了12个胶卷,回来我们一起办了一个展览,照片挂上去,我觉得我拍得比他们好,他们关心的是陕北的一棵树、雪地里的一件红衣服这些,我感兴趣的是婚丧嫁娶,很多生活化的东西。从这之后我就经常周末骑着自行车出去拍,很狂热,两年时间拍了800多个胶卷。

谷雨:这么说起来,一直到1991年,你仍然是处在没有秩序的散乱拍摄当中。但通常情况下,初学者内心的狂热很需要被确认的,要么媒体发表,要么老师肯定。

彭祥杰:对,这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些照片瞬间比杂志上的好,他们怎么就登上去了呢?我也偷偷的投过,但是都没音信。后来就想是不是应该去见一下侯登科或者“陕西群体”的谁,正好西安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陕西铁路职工系统的摄影活动,我就想这个得去看,说不定能看到这帮人,结果就真的见到侯登科了。开幕式结束,我就找机会跟他聊,说特别崇拜他,想跟他学摄影之类的,但他当时也忙,又不认识我,就客气地说了说,想拍好照片,要执着、有悟性、得坚持,然后就走了。

我后来又和朋友去找他,他看了我们的照片,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抽烟,说觉得我们的照片好,但是也不确定,他要给他的一个朋友看,也就是李媚,还写了信推荐给她,看看能不能在杂志发表。后来我记得李媚还给我打过电话,谈了谈我的照片。

谷雨:但是没刊登?

彭祥杰:(笑)没登,确实没登。这以后我就经常去找侯登科,但基本不给他看我自己的照片了,我知道我的肯定没他的好,那我就看他的底片和小样,他对我真的是敞开的,有时候还会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吧,我都冲出来了。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可以随便说我的想法。

《流浪大篷》上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做成一本书,一本巨著。

谷雨:《流浪大篷》是你的第一个摄影专题?

彭祥杰:对。1992年的1月份,我在陕西三原县的腊八会上第一次碰到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周,我觉得这是跟我一样的人,非常喜欢、特别投缘,然后就开始散乱地拍,拍完了压出小样来也会给老侯看,他也觉得很好,1995年以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拍了。1998年老侯帮我写了文章,推荐在《大众摄影》杂志上发表了,那是我第一次比较有规模的发表,让我感觉一夜成名了。

谷雨:但一开始你还没有要拍“一组”、“专题”这种概念吧?

彭祥杰:没有。今天我也看到不少同龄人或者同时代的摄影师,说自己90年代初就开始拍纪实摄影专题了,扯淡!90年代初哪有什么“专题摄影”,杂志上都没有,包括“纪实摄影”这种概念都还不清晰呢。一直到1993年,我仍然没有任何意识要去拍专题,包括侯登科,包括陕西群体,我觉得都没有这种意识。《麦客》早期都是很散乱的,不像后期那么集中、专一,要去结构。可能1995年前后国内有些人有了专题意识,但我如实地说,一直到1998年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我都没有这个意识,我只是坚定了我拍得东西有价值,要拍下去。1999年左右,我在阮义忠那个杂志上看到了吕楠的《精神病院》,对我这个太震撼了,实在太震撼了,“啪”一下把我撂那了。

谷雨:所以1999年你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彭祥杰:对,很大。2000年《中国摄影》杂志当时做“陕西群体之后”的专题,有我和路泞等几个人,我的还是这组《流浪大篷》,但绝大部分都是1999年这一年新拍的了,那一年我干了120个胶卷在这个题目上。

谷雨:有意思的是,1998年到1999年这期间,你还拍了一组《卖花孩子》,我想问的是,和《流浪大篷》比起来,你有没有发觉这两组作品之间的差别?

彭祥杰:的确不一样。《卖花孩子》是我学着拍“报道摄影”的第一组作品,我思路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就是用十几、二十张照片讲一个事儿,但是《流浪大篷》上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做成一本书,一本巨著,因为我已经见过吕楠的《精神病院》了。2000年到2002年,通过河南朋友的关系,我进一步集中跟拍了《流浪大篷》里的歌舞团,拿下了最难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

谷雨:多大的“巨著”也有画句号的时候,像《卖花孩子》这种好理解,凑够了15张左右所谓的好照片,或者故事讲完了也就该收工了,可像《流浪大篷》,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要“结束”了的。

彭祥杰:就是在2002年中,那个时候我已经拍不下去了,什么都拍了,该有的都有了,而且好照片一把一把的,太多了。后面再拍,全都是重复的,不结束都不行了。紧接着,2003年初,侯登科逝世,对我打击太大了。因为这在之前,我在摄影上总觉得有一个靠山的感觉,他就像我的精神支柱一样,但是他突然间不在了,我调整了两年多都没找到方向,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很痛苦。我就觉得,是不是过去那样的摄影不对,有问题。

谷雨:这里我想打断你一下,你说得“有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开始怀疑你过去的摄影了吗?

彭祥杰:2003年的时候,我接触了一些西方摄影师,跟国外的图片社有一些合作。别人已经告诉你,国外的摄影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状况,纪实摄影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西方需要的中国摄影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在想什么,马格南摄影师在想什么,我们在想什么。我说的“有问题”就是指,我们跟西方摄影师,看世界也好,看摄影也好,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当然这个主要是观念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所以老侯去世后这两年,我就非常痛苦,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走?没有办法。

2005年,我觉得我要换一种拍法,但是换一种拍法拍什么?不知道!先从改变画幅开始,那个时候马格南他们也大量换成中画幅,走画廊路线,走美术馆路线,图片社那个思路已经不行了,图片价格很低。我也买了120,玛米亚6。一次坐在公车上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加油站,我觉得很好玩,那就拍加油站吧。我还给山东的李百军打电话,问他,你们山东奇怪的加油站多不多,他说很多,来吧!

谷雨:说起《加油站》你好像很没有底气的样子。(笑)你刚才一笔带过了,我觉得这里有必要更进一步追问,你拍加油站并不会仅仅是因为加油站古怪好玩,总会有一个视觉上的来源。

彭祥杰:2005年网络上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国外摄影师拍得景观了,看画册的机会也多,我可能记不住具体是哪一个摄影师,但这种类型的摄影肯定是注意到了。比如《中国摄影》的李波寄给我一本阿里克·索斯的《眠于密西西比河》那个画册作为新年礼物,我一看,牛×啊,还是彩色的,又看了一些别人拍的加油站,还包括伯丁斯基拍的中国等等。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也拍点景儿,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概念,什么“新地形”之类的,没有这个概念,就想着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做个新的作品。

我拍了四十多个反转片冲出来了,还扫描出来在网上论坛里贴,他们给我一顿臭骂,这什么破玩意儿!我自己也觉得很没有乐趣,这不就是不同的加油站吗,我拍一百个这东西又有什么意思?不像拍《流浪大篷》时,它会给我生理和精神上的那种反应,激动、颤抖、牵挂……没有,就是不同的加油站。于是内心里就有了判断,这个不是我需要的,后来就赶紧停了。

谷雨:你多次说2006年的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对你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在现场,我记得你当时好像情绪很激动,现在能说说它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吗?

彭祥杰:这个真是太重要了。我见了7个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圈》出版社那个戴安娜,她那20分钟的时间,看得虽然是《流浪大篷》,但几句话真是让我突然明白,我在这个国家该拍什么了。她原话说:“我在纽约报纸上看到的中国,都是经济快速发展这些,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杂技在世界上很有名,传统文化应该被继承,但你这些照片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文化。”

谷雨:她说她从你照片里看到了“美国文化”?

彭祥杰:对,对!她说的就是美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之前见了这么多中国的理论家、批评家、摄影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一点,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事,现场有不少专家想买我的作品,但我已经跟一个画廊签约了,他觉得价格低,不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现在我会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油了,但当时我不知道,我问了很多好朋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谷雨:这次见面会对你来说除了有思想观念上的触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从此之后,你在国际上的展览机会就更多了一些。

彭祥杰:对,到了2008年奥运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做中国,各种展览机会就多了。以至于到后来国内外的展览我都不主动参加了,它会耗费我特别多的精力,我现在就特别不喜欢一个摄影师今天在平遥,明天在连州,后天在大理,我觉得这样摄影师没有自信。

我觉得《小人国》、《双胞胎》这些小的专题,和我之前的《流浪大篷》仍然是连贯的,它们都是边缘的、亚文化的东西。

谷雨:也许我们的访谈战线拉得有点长了,最后聊一下你最近的几组作品和变化吧。

彭祥杰:最近这些年,我觉得中国摄影师真的是变了,关心自己了,没有再像以前谁给你打两个小时电话谈摄影,没有这种事了,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对我来说,我就想,回到现实吧。我现在的创作,会有一些收藏家关心,我说的“关心”,就是会进入到市场里,会有人买。

从06年,到今天,到处走,到处观看,我拍了一些小的专题,像《小人国》《双胞胎》,包括现在正在拍的《COSPLAY》,都是一个线索,一种方法。这些小专题里的作品,好像是能上墙的照片,专题不太能做大,放弃了叙事的那种结构,20张都有点多了,但是我为什么要考虑20张呢,因为20张是一个“个展”的最低要求。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些小的专题,和我之前的《流浪大篷》仍然是连贯的,它们都是边缘的、亚文化的东西。

谷雨:但你心里知道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吧?至少在感情上,还有当年的那种真诚吗?

彭祥杰: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那种激情、那种真诚,太珍贵了,真的是很怀念,但我已经没有那样的心态了。有时候想想,尽管我还在摄影这条路上,非常喜欢,甚至都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会有当年那种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心态了。实话说,我现在有了功利心,或者换句说比较职业化了吧,把自己空投到异地,快速地选题,快速解决战斗。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仍然保留了一些原先的想法。现在我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我要拍一千个胶卷,一百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一个人、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事情的,什么都行,就是一百张有关中国照片,这组作品的名称叫《三教九流》,今天还没有完全拿出来,到这组作品时,我已经没兴趣去讲故事了,放弃了,我觉得今天不需要故事了。

谷雨:听起来你的确给自己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没有故事,又想让作品呈现出原先那种质朴的感动,会是什么样的呢?很期待看到你这部有大“野心”的新作品。

彭祥杰:好的,谢谢!

作者简介

尤文虎,生于宁夏西吉县,做过设计师、电脑维修、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图片编辑,现客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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