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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彝人出山梦


文/周强

 

2017年1月13日,余贵华离开了深圳。在乘坐开往上海的动车之前,他在深圳北站看到了此生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群,人来人往的车站让他目瞪口呆。他要去上海“投奔”打工的父亲。

半个月前,这个16岁的彝族小伙在西昌坐上大巴,经过30多个小时,到达深圳。刚一上车,他就后悔了,后悔和爸妈分开。

余贵华念完初中以后就没上学了,在家里务农一年。余木机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出去挣钱。他骑着摩托车,载着余贵华到村口,把儿子亲自交给了工头沙瓦火。“沙瓦火是我邻居,我担心儿子出去惹事,把他交给沙瓦火,我就放心了。”

一同被沙瓦火带出村的,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其中像余贵华这样头一次出门打工的,一共五人。他们大多都来自离西昌市二十多公里的樟木乡,以熟人或同乡关系为纽带,被介绍给沙瓦火。今年,沙瓦火在家乡招工的数量不多,大概七八十人——往年,他都带着二三百个工人一起到深圳。

余贵华和老乡阿呷、肖建国住在同一间寝室。他们都是初次出去打工的新工人,适应新环境的速度各不相同。在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周围,溜冰场是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之一。肖建国穿上溜冰鞋,就熟练地滑动起来,尽情享受着速度带来的快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坚守下去。我这趟出来,已经欠了沙瓦火几千块了,如果不留下来打工,爸爸妈妈怎么还得起啊。”

阿呷不会溜冰,但他会给自己找乐子——撑着栏杆,他睁大眼睛看着在他眼前快速移动的人们。碰到漂亮的女孩,他会主动搭讪,尽管往往换来的只是对方一张冷脸,阿呷仍旧乐此不疲。

余贵华不会溜冰,也不爱主动去结识新朋友,就在冰场外独自玩着手机。“阿呷和肖建国适应得快,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他感慨道。

到深圳的第二天,沙瓦火把三个年轻人安排到同一个生产手机外壳的厂里工作。肖建国头一次穿上蓝色的工作服,在流水线上把手机外壳排列整齐,这就是他一天的全部工作。余贵华所做的,则是把手机外壳的残次品挑拣出来,并进行分类。阿呷被安排到杂工的岗位上,主要负责搬运和打扫卫生。

“阿呷坐不住,得安排一个跑来跑去的活儿给他干。”沙瓦火会根据不同的个性,建议车间主任把工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他的彝族老乡们,在一个和深圳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作为一个工头,一个管理者,他要帮助他们以最快的方式融入现代社会。

沙瓦火比年轻工人们大不了几岁,对后者来说,是老板也是兄长。刚到深圳的新工人们,会被沙瓦火领着去买牙刷、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买东西的费用都由沙瓦火垫付。工人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沙瓦火,意味着信任——沙瓦火向他们承诺过,要让工人们平安、顺利地把钱挣到手。

如果在厂里遇到不顺心意的情况,工人都会向沙瓦火挑明,由后者去跟工厂协调、解决。17岁的女孩沙伍呷在给手机外壳残次品分类的时候,发觉自己难以承受手机外壳的强烈反光给眼睛带来的刺痛感,便要求沙瓦火给她换一份工作。了解情况后,沙瓦火把她安排到另外一个厂。“一般说来,工人有什么要求,只要是合理的,我都会尽力满足。”

工人衣食起居的方方面面,也是由沙瓦火负责。每个星期,他会给工人预支一二百元钱给后者用作基本开支,如果工人钱不够用,还会找他另外借钱。这些杂七杂八的垫资,对工头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了解,有些工人多的工头因资金不够,不得不选择借高利贷或向劳务公司求助;也有些工头因此血本无归。

“这叫亲帮亲,邻帮邻。”彝族人沈健来到深圳已经十二年,以前当过小学老师,现在开着一家劳务派遣公司。2006年,他从一个政府扶贫项目里受到启发,开始走上劳务派遣这条路,成立了深圳宇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公司是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劳务关系的一座重要桥梁。工头把工人带给沈健,然后由他的公司进行劳务派遣。通常,劳务派遣公司和工头收取的派遣费各自为0.5元/小时左右。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学者刘东旭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彝族开始进入珠三角地区,保守估计深圳、东莞、惠州三地的彝族人数在十万以上。而沈健估计,用工高峰期实际数据至少在三十万左右。

在彝族工人融入珠三角地区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工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对于初到珠三角的彝族来说,工头是他们能够了解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唯一渠道,工头们将自己在城市里形成的认识和理解,传递给年轻工人们。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彝族工人)确实已经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嵌入到当地劳工市场之中,成为‘中国制造’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刘东旭在一篇论文里写道。但是,珠三角的彝族工人们仍旧有很多方面与他们所在的城市格格不入,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移民城市中,这是一种必然。

据沈健这几年的观察,尽管年轻工人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存在方方面面的不适应,但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现在新一代的年轻彝族人已经比他们的父辈适应能力强了不少。在老家的时候,他们就能通过电视、网络等了解外面的世界,而这些信息减弱了他们和城市的隔阂感。另外,昭觉、美姑等山区的年轻人,总体比来自西昌周边乡镇的适应得慢一些。”

在外界的刻板印象中,凉山彝族是毒品和贫穷的代名词。但这些年轻的工人,希望能用自己的劳动,去打破这些固有印象。“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彝族人勤劳、热情的一面。”沈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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