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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在虹途

撰稿/吴家翔


22岁的龙龙坐在我们对面,在正式的视频采访开始前,他突然拿着手中的笔指向我和同事,嘴里大喊一句:“巴拉巴拉能量,一秒钟变基佬”,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大家爆笑,彼此陌生的尴尬被打消了。

龙龙是一名男同性恋,也是一个HIV感染者。

他出生在河南,在北京长大,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了男同身份的自我认同,在网上看到一些“暧昧”图片,有两个男人的,有一男一女的,也有两个女人的,但他只对两个男人之间的充满了好奇,他通过搜索引擎查阅相关资料,知道了什么是同性恋,通过QQ群接触到这个群体,然后认识了他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大他十几岁的“叔叔”。

他们见面、聊天,“叔叔”会买玩具给他,他觉得这个男人让他有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他们每周固定见一次面,出去吃饭,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直到一年之后这一切被他的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向全班同学宣布他喜欢男人并且罚他在讲台上站了一中午,然后叫来龙龙的家长,说:“你儿子喜欢男人,这不正常,他一定是有问题。”龙龙说你记得岳云鹏接受采访时讲,他恨那个在饭馆里骂他的顾客吗?我跟他一样,我会记这个老师一辈子。

但当时还在上小学的龙龙一定不会意识到,来自老师的歧视只是他男同身份需要面对的第一道坎,大学二年级时,他突发肾病入院,肾穿刺检测后他被查出感染HIV,医生直接将检查结果告诉了他的父母。一天之后他被赶出朝阳医院,院方的理由是“我们可以给你治疗,但是,我们这里所有的病人要求你出院,说不希望跟你共用一个化验的仪器,他们害怕感染。”

龙龙的遭遇当然不是个案,早在2002年,张北川(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2000年获国际艾滋病领域著名奖项英国Barry-Martin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提出“中国在重复西方对同性恋态度的道路。开始,人们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等同起来,同性恋被艾滋病“病化”了……”

尽管近些年国家已经对艾滋病做了一定的科普和去妖魔化,但相关知识的匮乏和人们本身的偏见导致恐惧仍然在人群中间弥漫。

来自上海的飞翔说,尽管目前国家政策是对HIV感染者免费发放药品,但他所在的城市正在利用居住证政策试图将众多服药的感染者赶回原籍所在地。他亲眼看到一个肺部有疾病的感染者被一家大医院拒绝做穿刺活检,还有一个医院干脆把感染者的所有信息全部给写出来,挂在一个牌子上面挂着,就好像是贴大字报一样。

几乎所有感染者在确诊初期都处于惊惶和崩溃的状态,胡子也是其中一个。他现在是长春北国之春健康服务中心的负责人,2005年确诊,当他确认检验结果是阳性的时候,几乎是扶着墙从医院爬出来的。他不敢走大街,只走那些阴暗的角落,听到警车鸣笛就觉得是有人来抓他,走到半路他把电话卡从手机里拆下来扔了,怕被人跟踪,任何人无意之中瞅他一眼,都会让他非常恐惧。

他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把自己关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上网查资料,找比较著名的艾滋病防治医生和专家,还有一些比他更早的感染者,只要在国内能够找到的,他都一一去拜访。

在北京,一个叫孟林的感染者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自己按时服药多年,身体状况良好,还成立了一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是感染者,他们不光自救,还帮助其他外地来寻求帮助的感染者普及相关知识,鼓励他们上药,重建活下去的信心。

胡子结束了在佑安医院的治疗后回到了吉林,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了解到,当地也有和他一样的人,他们缺少相关知识,不知道怎么服药,对服药前后的身体状况差异、包括国家的相关政策全都一无所知。于是,他开始和这些人建立联系,把自己在治疗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之后,他成立了吉林省第一个感染者小组。

现在,这个名为北国之春健康服务中心的小组在接待来自全省的HIV感染者,长春市民政局和长春市卫计委还为艾滋病感染者建立了一个低保的绿色通道,使很多生活困难的感染者能得到救助。

    张北川说:“当下和90年代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说到底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小部分,比如说中国人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都增加了,同性恋群体也是这样。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出来了,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中国人在人权保障水平上的提升。同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浮躁的东西也在里面很明显地凸显了出来。

一个群体,一旦被划入了社会边缘,它就可能集中地展现出很多问题。但这个群体同样有好的方面存在,比如说他们已经成了中国抗击艾滋病的主力军之一,他们在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很多人良好的认同了自己,同时在岗位上努力工作,为自己、为家庭、为全社会,但同时这个群体里面还有诸多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

我们的传统文化把喜欢同性恋当做坏人,艾滋又被当做是坏的行为才导致的感染。在这样的双重歧视下,同性身份无法得到社会认同,很多同性恋者只能选择压抑自己。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示渴望稳定的、能够被祝福的感情,但因为几乎不可能得到来自家庭的祝福甚至是理解,他们只能选择掩盖自己的真实取向。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交友软件用约炮的方式进行发泄。

张北川曾经接到过两个青年人打的电话,他们一个在某直辖市,一个在三线城市,两个人分别像家里坦白了自己喜欢同性的事情,两个父亲的第一反应都是去厨房拿刀,逼着自己,其中一个父亲当天晚上还想上吊,搞的青年人不知所措。

其中一个父亲还带着儿子一块去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结果从医院一出来,他父亲就破口大骂,说难怪现在有那么多打医生、杀医生的,我们来是希望你给解决问题的,你往我们伤口上撒盐,他们完全不能认可医生所说的身份认同,反而想要把无处发泄的愤恨转向医护人员。

感染者夏天曾经是一位中学教师,在得知自己感染HIV病毒后他主动辞职离开了学校。他发现自己的学生中就有一部分在通过同性交友软件约炮,甚至有学生以此进行援交赚取零花钱。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却相当薄弱,很多人都是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危性行为。一个叫小苹果的感染者告诉我们,他曾经在8岁的时候被表姐引诱,有过一些身体上的接触,而这一切恰巧被女孩儿的家长看到,对方自然的认为这是男孩的错,并对他严厉的指责,他感到委屈,从此对异性有了很深的厌恶感。

张北川说:“我希望媒体很正面地把这个事情宣传出去,在哪一个群体里都是有善有恶的,现在在同性恋圈子里面有两个事影响很大。一个是滥用药物,这个药物一般又叫做毒品。这个事情正在圈子里面泛滥,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性。恶意或者说随意传播艾滋,应该说在男同圈里面相当常见。这种随意传播,成年人向未成年人的传播,应该被公众知情并加以谴责。”2015年4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文字实录显示,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报告存活的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是36000多人,占全国存活总数的7.2%。其中青年学生是7200多例,占全国存活总数的1.4%。青年学生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偏快。2008年报告的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数是482例,占报告青年人群总数的5.77%;到2014年青年学生占青年人群总数的16.58%。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过去几年上升的幅度相对快于其他的人群,这是第一个特点。 

二是传播途径基本以性传播为主,青年人群性传播比例由2008年的55.3%增加到2014年的94.5%,其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13.2%上升到54.7%,而青年学生当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

“整体上看,中国的进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面向全国民众的广泛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来改变人的认识,需要一个时间段。很多人都要和我谈同性婚姻这个事,我说像北欧国家,上世纪20年代他们就有了男同组织。他们的组织不光是男同,他们还有科学家,还有人权活动家,都参与。大约过了70年,他们才开始有了《同性伴侣法》,以后才过渡到婚姻,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或许我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去解决问题,但是也必须要一个坎一个坎的过。我曾经问一位英国朋友,我说你们那权利保障搞的很好,到底怎么获得的,是不是主要通过大声倡导和抗争这个形式得到的,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在社会上起到了榜样作用,人们都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正常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才会接受。

    比如说我们说今天同性婚姻就合法化了,或许会有一些同性伴侣家里支持,有人结婚,有人登记,会涌出一批人来,但是还会有大量的男同继续选择和异性结婚。为什么?这是文化,法律对文化能产生影响,但是他不能把一些文化里面的东西去了根,这是非常难的。这么一种文化的背景下,很多事真是很难寄予过渡的乐观,得慢慢来。2000年的时候我想,中国有个15年到20年,同性婚姻可能就合法了,现在看起来,还需要很认真,很扎实地做好教育工作”,张北川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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